秦始皇东巡再探
山东省曲阜市孔子博物院 彭庆涛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从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210年，先后大规模出巡五次。有关秦始皇出巡的原因，历史上多有总结，大体归纳为：
一、“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史记·秦始皇本纪》）。通过巡游四方，宣扬秦始皇的成功与威德，镇服人民。
二、“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史记·李斯列传》）。目的主要为游山玩水。
三，寻仙山，寻仙人，找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晚年迷信神仙，自号真人，放弃称“朕”，几次到沿海一带，以期长生不老。
对于秦始皇出巡的实际结果，历史上亦多给予了反正两方面的总结。正面的：一、对于加强封建统治，视察前线，巩固边防起了一定的客观作用；二、治驰道，疏交通，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意义；三、出巡中也做了一些整齐四方风俗的事情，用先进的封建文化去改造一切不合时宜的陋风恶习，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反面的总结主要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由此而经人民加重了极为学生的负担。多次出巡，其总体上讲，是虐民害物之暴政。
其实，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笔者认为：第一，出巡是秦始皇选择的勤政手段；第二，秦始皇东巡具有深刻的社会稳定意图；第三，秦始皇东巡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意图。
一、 出巡是秦始皇选择的勤政手段
秦始皇灭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统一，社会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兼并战争的历史史命已经完成，摆在秦始皇面前的是如何治理统一的国家。秦始皇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理统一国家的君王，前无古人，这就必然决定了秦始皇任何的治国方略都将是全新的尝试。
首先，在行政体制上，采用什么方式，什么策略能够有效的管理？在秦始皇的统一政令中，最根本的是统一法度。战国时期“诸侯异政”，政治法律制度不尽相同。灭六国后，废除各国原有的礼义法度，推行自商鞅变法以来的秦法制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丞相王绾等人提议分封皇帝诸子为诸侯王，理由是“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史记·秦始皇本纪》）。而廷尉李斯主张实行郡县制：“因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秦始皇支持李斯的意见：“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样，在统一之初，秦始皇决定了各地建立单一的郡县制度。
其次，在上述的辩论中，有几个信息是不可忽视的，第一，王绾等人请立诸子是因为北方、东方和南立地理较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第二，当“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的时候，郡臣“皆以为便”，对这个理由是高度认可的，说明治理远方的重要性是非常突出的；第三，秦国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赏赐之，是秦国已经“易制”所采取的办法，并且“天下无异意”，其目的是“安宁之术也”。在六国被消灭后，王绾等人为解决远方的镇守和安宁提出“分封弟子”，李斯的推行郡县制，是防止子弟疏远、相攻如仇的战国局面再次重演，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统治结果。两种办法各有道理，各有侧重，如何统筹兼顾，是秦始皇面对的一个重大决择，秦始皇通过辩论最后决定“廷尉议是”，在各地建立单一的郡县制度，那么，如何解决在当时群臣高度认可的“不为置王，毋以填之”的矛盾，这就需要秦始皇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手段，以达到全国安定的目标。
再其次，《汉书·地理志》记载秦时为三十六郡，《晋书·地理志》为四十郡，王国维考定为四十八郡。这么多地方行政官员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这就必然要求地方郡守与秦始皇之间应有相应的勾通、督导和考查政绩的基本途径，特别是一些对政治、经济有重大支撑作用的重点地区，如齐、鲁、吴、楚等重要经济、文化区域，北方和南方的重点边防区域，等等。都需要秦始皇必须及时掌控。
最后，秦始皇本人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无论后世如何因他游山玩水，建阿房宫、广纳美女等等说成是享乐皇帝；抑或是因焚书坑儒、修建长城、镇压和杀害无数百姓等说成是残酷暴君，但秦始皇的勤政是不可否认的。如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货币、“迁豪”、“徙民”等等。既便是在焚书坑儒前，卢生等人诽谤秦始皇的语言中，也透露出秦始皇勤政的一面，如“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样一个“天下事小大皆决”的皇帝，面对当时刚刚统一的大中国政治、经济形势，他必然会寻找一定的解决手段，再加之秦始皇长期的战争思维形成的多疑与对地方官忠诚与能力的不信任，以出巡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秦始皇来说，应该是较好的办法。
综上所述，决定了秦始皇必须以一定的策略和手段来达到治国安邦目的的必然性，并且这个策略和手段要有综合解决上述根本问题的功能，这就是秦始皇为什么多次大规模出巡的最根本的原因。尽管秦始皇没把出巡确定为一种制度，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直是把出巡作为一种准制度来执行的。
至于秦始皇出巡，对于全国的统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毕竟是一个尝试，则应另当别论。固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确也解决了一些重大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的功与过，自会各有评说，只要我们从当时的社会政治格局考量，即不难得出结论，出巡是秦始皇宏观治理国家所采取的重要的具体措施。
二、 秦始皇东巡具有深刻的社会稳定意图
秦始皇东巡的主要目的是控制东部地区的政治乱象和发展调配经济赋税。
在政治层面，秦朝统一后，其有效控制地区是关中、汉中、巴蜀一带。南方的楚国、东方的齐、鲁、燕国，是秦朝最后征服的地区，也是反秦势力最为突出的地方。因此秦始皇对东南一带更为重视，采取了解一些重要措施。如：为了防止旧贵族势力死灰复燃，下令将原旧践族及富豪迁徙到咸阳至巴蜀地区；为了消除反秦势力可能利用的地理优势，灭齐后，秦始皇立刻下令拆除山东境内的齐长城，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修筑自咸阳到东南各地的交通网，“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将驰道一直修到山东沿海。五次出巡中，四次东巡，多有威服海内以示强之举。但最终东南一带仍然成为秦末农民起义的早发地区。公元前210年，英布率骊山徒“亡之江中为群盗”（《史记·黥布列传》）；彭越在巨野中率渔民为“群盗”（《史记·彭越列传》）；刘邦私自放走刑徒，率壮士“隐于芒砀山泽间”（《史记·高祖本纪》），东部地区的反秦威胁，一直是困绕秦始皇集权统治的心病，《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实质上，这也是秦始皇五次出巡中，四次东巡的重要原因。
在经济层面，齐、鲁、吴、楚都是很重要的经济区域，特别是山东地区，经济的发展对全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维持庞大的政权官员开支和保障军队的供给，山东地区所提供的赋税收入都是必不可少的。司马迁曾说：“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史记·齐太公世家》）。从西汉初年的经济状况即可知山东地区经济基础的强势：全国有铁官50处，山东有12处，铁的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全国有盐官35处，山东有11处，盐的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山东还是全国的纺织中心，临淄、定陶、济宁是当时三大丝织业生产基地。这样一个对全国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地区，秦始皇必然会高度重视。因此，在东巡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发展农业，开通运输等重要措施，为解决人力资源的不足，于公元前219年下令迁徙三万民户于琅琊台下，免其租税十二年。但是由于秦始皇加给山东一带人民的赋税过于沉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再加上修长城、筑驰道强行征发大批的人力物力，给人民造成了许多灾难。激起山东一带人民的反抗，加之秦始皇过高的估计“示强”的能量，导致了秦朝统治的失败。
在军事供给层面，秦朝建立以后，最大的外患来自于北方的匈奴。秦始皇除了调动大批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外，派长子扶苏和大将军蒙恬、蒙毅率大军在长城一线驻守，公元前215年东巡时，又派蒙恬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套以南失地。为解决军需供给，秦始皇大规模开辟海运，大批征调山东一带的粮草。开辟了自琅琊过成山头经勃海抵天津和山东龙口至天津的两条海上交通运输线，《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使天下蜚刍挽栗，起于黄腄、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这也不难看出，秦始皇要确保北方军用物质以解决外患之忧，必需加强对山东一带经济区域和山东沿海交通要道的控制能力。
秦始皇治理国家的根本出发点和他的勤政态度是无可非议的，采取出巡的方式也是有道理的。只是秦始皇过于急功近利，威慑大于恩惠，同时，人物质力的掏空政策是导致统治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三、 秦始皇东巡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意图
秦始皇五次出巡中，三次进入山东，二次经过鲁地（薛郡），这里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意图。
1、秦始皇祖先与鲁地的渊源关系。
《史记·秦本纪》开篇所言：“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即皋陶），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是为柏翳（即伯益），舜赐姓赢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故姓多显，遂为诸侯”。上文所涉颛顼、皋陶、柏翳均出自少昊部族，为曲阜人。《帝王世纪》、《世本·帝系》均言“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史载皋陶生于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其子伯益被舜帝赐姓赢氏。《史记·秦本纪索隐》称：“《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赢姓盖其族也。则秦、赵亦祖少昊氏”。由此不难看出，秦的祖先原于曲阜的少昊氏族。多种史载的相互印证说明，赢姓氏族是殷商的底根盟族，周公“践奄”后，将赢姓外迁多有之。秦始皇东巡的第一站选在少昊之虚的曲阜，包含有祖源感情因素。
2、秦国军旅国家的建立和军旅文化
周孝王时，秦祖“非子”因为给周王室养马有功，封于“秦”（今甘肃秦安），筑城定居，继赢氏祭祀，号秦赢。非子三传到秦仲，秦仲有五子，长子即秦庄公。周宣王召庄公兄弟五人带兵七千人大破西戎，封以西邑，遂称“西垂大夫”。秦在讨伐犬戎的过程中逐步兴起，由附庸大夫成为诸侯，于公元前770年正式建立秦国。因此，秦国除兵戈优胜之外，在文化上，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秦国的根本优势就在于战争能力上。这也是秦国能够战胜六国而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基础的原因。春秋争霸、战国称雄的历史时期，恰好适应了秦国战争优势的发挥。而六国诸侯也因历史文化的浓厚积蕴而成为当时条件下战争思维的最大阻碍因素，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被秦国灭亡的历史结局。秦国也因此得益于自身战争优势而取得战争结果的最大利益。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一切改革的政策和措施，都是围绕着兼并战争的需要来进行的，其治国的指导思想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表现在外形上，讲求的是强力、镇服、发展，以治军队的道理来治理国家。在政策上，以耕战和兼并为主要的施政方向。因此，在秦国的文化特征上，主要是体现突出的军旅文化面貌，军旅文化的侵略性，决定了兼并战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东方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沉浸在“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中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军旅文化所要征服的目标了。这也体现了中国走向统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兼并战争的历史使命完成以后，军旅文化就不再是优势了。秦始皇东巡，有对东方思想文化的占有意图。
3、秦始皇对思想文化的渴求
随着兼并战争的发展和统一事业的完成，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依靠英勇善战的军队和适应兼并战争历史需要的示强思维，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皇朝国家政权。接下来，何以巩固中央集权，靠什么人、什么指导思想来治理国家，就必然要引起秦始皇的高度重视。因此，秦始皇在强化政治、经济上的专制权利的同时，也在重视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设。从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建立统一政权开始，到实施焚书的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八年间，曾从六国的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同时又征聘七十多位老学者，授以博士之官；还召集了二千余人的学生置于博士官之下，命之曰“诸生”。秦始皇不仅对七十位博士礼遇加备，而且对诸生也是“尊赐之甚厚”。秦始皇自己也说：“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由此可见，秦始皇已经意识到思想文化对于治理国家、巩固政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了。
因此，秦始皇第一次东巡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传统文化的发详地——曲阜。曲阜原是鲁国的都城。春秋时期，鲁国文化达到了领先各国的境地，它完整地保存了西周文化内涵。从传承关系上看，周文化与鲁文化一脉相承，或者说鲁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鲁文化是在继承始祖文化、夏商文化的基础上，经过周人打造，从“尊神文化”转变为“礼乐文化”，人文理念得到提升，重礼风格加上当地重视农业的传统，奠定了传统宗法农业文明的基础，同时走上了一条重亲情、重礼仪、重道德规范和以我为主、自我完善的发展轨道。孔子思想的诞生，又使孔子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学，将鲁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再加上先秦封禅文化对于“受命帝王”的象征意义，对于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思想文化的渴求，极具有吸引力。因此，秦始皇东巡首先到达曲阜。
4、秦始皇对儒家礼仪文化区域的尊重与利用
秦始皇东巡的第一站,到了原鲁国都城曲阜，始皇二十八年(前119年)入鲁观礼，在曲阜了解礼乐仪式，与鲁诸生商议泰山封禅大典之事，并招孔子九世孙孔鲋（孔甲）为文通君。尽管“文通君”仅仅是一个称号，但是作为皇帝对孔子后裔的最早关爱，秦始皇确是开先河者。秦始皇率众先登上邹峄山（今山东邹城峄山），刻石颂秦德，再由鲁诸生们为其制定泰山封禅望祭山川的封禅程序。乃遂上泰山。
泰山封禅是古代祭祀天地的最高规格，《史记·封禅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白虎通·封禅》篇也说：“王者易姓而起，必封升泰山何？报告之义。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也就是说，古代帝王总是盖以天命神授而自命天子，受命天子成功之后必须以最隆重的仪式报告、答谢天地，而这种最高仪式就是登临祭祀泰山的封禅大典。又何况秦始皇认为自己名盖三皇、功过五帝，更应大张旗鼓地彰显一番。
秦始皇来鲁地有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对鲁国及儒家礼仪思想的尊重并以此对儒生示好和利用；第二是在文化高度发达的鲁地彰显秦始皇的功德，同时也有“威服海内”的作用；第三是统一了祭祀制度，确立了泰山在山川祭祀中的独尊地位。秦统一六国之前，各国的祭祀均以诸侯之礼，“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盖世殊，不可胜记”（《史记·封禅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在统一祭祀制度方面也同样采取了重大举措。“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史记·封禅书》）。在先秦的祭祀中，“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编。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编。大夫祭五祀，岁编。士祭其先”（《礼记·曲礼》）。秦始皇祭祀天地是行天子事，对山川的祭祀也打破了以前各国的祀典方式，规定了祭祀山川的种类与规模，在认可的名山中，帷祭天地于鲁之泰山，确立了泰山的独尊地位。
秦始皇在首次东巡时，也首开祭祀八神的先例。“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史记·封禅书》）。此八神之地皆在齐鲁，其中天齐、梁父、莱山、蚩尤祠、琅邪五神之地将鲁地合围。秦朝刻石也大致围绕这一区域，在颂扬秦德的秦刻石中，最早是《峄山刻石》，依次是《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众所周知，秦始皇利用刻石颂秦德、威服海内，从刻石的先后顺序及分布范围，就可以充分体现鲁地儒家文化核心区域在秦始皇心目中的重要企图了。
综上所述，秦始皇的东巡意图是非常明确，至于秦始皇后来焚书坑儒，与知识分子决裂，有其政治形势和统治思维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作用决定的，如果秦王朝的思想文化政策一直沿着兼收并蓄的路子走下去，秦王朝的历史命运将就是别一番模样了。本应完全利用统一全国后的大好形势，把所收揽的一大批饱学之士，其中包括许多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导向为自己服务的轨道，在“逆攻”变为“顺守”当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特点和作用。然而，恰恰相反，秦始皇听信李斯之流的谬说，片面依据商鞅申韩的法家思想而走向极端，一步步地激化了与知识分子特别是儒生们的矛盾，形成一套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这与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发生了对抗，其最终结果恶化成“焚书坑儒”。诚然这与秦始皇的思想本质有直接的关系，战争思维和法家思想的胜利决定了秦始皇政治指导思想的不可逆转性，必然导致“焚书坑儒”的历史悲剧，标志着秦始皇及其统治集团与儒家文化及除去法家以外诸子百家的彻底决裂，也标志着秦始皇东巡在思想文化上的原本意图的尝试失败。
至于秦始皇出巡的其它原因，如游山玩水、寻求仙药等，自然会有其因素在内，因不属本文论之重点，故省略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