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儒画卷：三圣图

 孟继新

《三圣图》是以孔子、颜回、曾参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两千多年来，历代帝王出于维护封建大一统的需要，尊崇孔子、崇尚儒学，对孔子及弟子屡加谥封褒扬。孔子被封为至圣，颜回被封为复圣，曾参被封为宗圣。

孔府里存有两幅《三圣图》，两幅画的画面布局，人物安排，人物形象，画幅大小，大体相同。

其一，绢本浅墨，纵143厘米，横76厘米，工笔淡彩。中为孔子礼冠宽衣、博带、乌履，方面满须，二目平视，手叉胸前。颜回、曾参二人头着巾帻，侍立于孔子身旁。三人衣袍上，满书蝇头小楷，内容为一部《论语》。在画幅的左下方，落有款署“大德二年四月望日，吴兴私淑弟子赵孟頫谨绘”。上世纪五十年代被鉴定为元代作品，九十年代被鉴定为明代作品。

其二，绢本浅墨，纵142.5厘米，横83厘米，工笔淡彩。孔子居中，颜回居右，曾参居左。三人衣纹用淡墨勾成线，线上书小楷，文为半部《论语》。《阙里文献考》记曰：“行教像从二弟子，衣褶书《论语》半部。”此图被鉴定为明代作品。

《三圣图》中主要人物是孔子。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 一位伟大人物。他的做人准则和人生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不同阶层的人；他的智慧之光，辐射了中国人心灵的每个角落。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有着千古不灭的光辉一页。他传承了古代文明，创立了儒家学派，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奠定了思想基础。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受到了普遍尊崇，历代统治者根据孔子行为事迹，参照《谥法》等，给予孔子许多封号、谥号。统治者还常常出于自己的观念，对孔子的封号、谥号经常变动。因此，孔子的封谥号也一步一步地提升。

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年），孔子去世，鲁哀公亲诔孔子。《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礼记·檀弓上》记：“鲁哀公诔孔丘曰：‘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郑玄注：“尼父，因其字以为之谥也。”

鲁哀公称孔子为“尼父”，只是敬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谥号。今人杨伯峻认为，此时哀公年尚幼，“不过二十余耳，于一七十余老翁，宜其以父称之。”（《春秋左传注》）

“父”，还有另一种解释，即古代对男子的尊称。后人亦有将孔子称为“孔父”者。《后汉书·申屠刚传》：“损益之际，孔父攸叹，持满诫，老所慎。”晋王坦之《废庄论》：“孔父非不体远，以体远故用近；颜子岂不具德，以德备故膺教。”

应当说，孔子真正的封谥号是从西汉开始的。西汉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汉平帝刘衎追封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公”。“宣尼”是谥号，“公”是爵位。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改称孔子为“文圣尼父”。“文圣”是尊号，“尼父”是敬称。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恢复公爵，号“邹国公”。“邹”是国名，“公”是爵位。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文帝杨坚取消其封号，尊孔子为“先圣尼父”。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太宗李世民尊孔子为“先圣”。贞观十一年（637年）改称孔子为“宣父”，“宣”为谥号。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高宗李治尊孔子为“太师”，“太师”为官位。武则天执政时，又恢复公爵，改号“隆道公”，“隆道”是封号，“公”是爵位。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玄宗李隆基升孔子为王爵，谥号“文宣”，称“文宣王”。其地位与周天子“武王”“成王”相同。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赵恒加称孔子为“玄圣文宣王”。“玄圣”二字出自《庄子·天道》：“玄圣，素王之道也。”《后汉书》始以玄圣称孔子。又春秋纬《演孔图》云：孔子母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又改称“至圣文宣王”。

元武帝大德十一年（1307年），武帝海山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世宗朱厚熜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清顺治二年（1645年），世宗福临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复称“至圣先师”。民国年间，政府派员祭祀孔子时，祭文中仍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至圣”二字出自《史记·孔子世家》：“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三圣图》中，居孔子右边者是颜回。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姓颜，名回，字子渊，亦称颜渊。春秋末期鲁国人。少孔子三十岁。其父颜无繇为孔子的早期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

颜回家境贫寒，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他终身追随孔子，未仕。颜回为人聪慧好学，内向沉静，严谨勤奋。一次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子贡以能言善辩、才思敏捷著称，却坦率地承认：“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也很同意，“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可知颜回确有过人的天资。

在孔子弟子中，孔子独赞颜回“好学”。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知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孔子还称他为“语之而不惰者”（《论语·子罕》）。对孔子的教诲，他“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论语·为政》）然而，因其寡于言辞，不善表现，却又往往给人以愚钝之感。孔子说颜回给他的初步印象是：“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继而发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颜回的“不违”，并非不能理解发挥，并非没有思索所得，只是不喜外露。

颜回以德行修养著称。孔子曾对弟子做过基本估价：“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颜回被列在德行类的第一位。他努力实践孔子倡导的仁礼统一的精神，得到了孔子的赞许：“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孔子回答颜回问“仁”是“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回恭敬表示“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

颜回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无论何种境遇，都能心平气和、心安理得地持“道”乐“道”。后宋儒称此为“孔颜乐处”。颜回有崇高的志向，曾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但又不愿自我夸耀。他说：“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长》）对于他“不迁怒，不贰过”的品德，孔子以及后儒都赞扬不已。如《易·系辞下》云：“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和，知之未尝复行也。”

他与孔子之间师生情谊常为后世传颂。他十分崇敬孔子思想，赞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他尊师如父，紧紧追随孔子，当年少正卯与孔子争弟子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论术·讲瑞》）匡地被围，孔子与颜回一时走散，孔子便说“吾以女为死矣”，颜回答以“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孔子也认为“回也视予犹父也” 。（《论语·先进》）还称赞他：“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并引他为唯一之同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

颜回不幸早死，这使孔子十分感伤、惋惜，直呼“噫！天丧予！天丧予！”且违背“节哀”的丧礼规定哭之甚恸，当从者提醒“子恸矣”时，孔子回答“非夫人之为恸而谁矣？”（《论语·先进》）颜回之死在孔子弟子中也引起巨大悲哀，他们竟违背老师的意旨破例厚葬了颜回。汉时传说颜回早夭的原因，“盖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强力自极，精华竭尽”，东汉王充斥之为“虚言”（《论衡·书虚》）。其生卒年与寿数历来有多说。有寿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四十一等诸说。今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颜回“少孔子三十岁”推算其生年当在鲁昭公二十一年（前521年）。其寿数，依据李锴《尚书》、毛奇龄《经问十二》、刘宝楠《论语正义》、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定为四十一。则其卒年与《春秋公羊传》、《史记·孔子世家》所记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相合。

颜回对后世影响很大，以至后人将其与师并称“孔颜”，尤成为安贫乐道、好学不倦的典型人物。汉代祭祀孔子时即祭祀颜回。唐贞观二年（628年）尊之为“先师”。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为“兖公”。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封为“兖国公”。元至顺元年（1330年）加封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尊为“复圣”。他除作为“四配”之一，从祀孔子庙之处，还专建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复圣庙（亦称颜庙）用来祭祀他。

《三圣图》中，居孔子左边者是曾参。

曾参为孔子弟子。姓曾，名参，字子舆。春秋末期鲁国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岁。据《阙里志》《济宁州志》记载，曾子的先祖为夏朝少康子曲烈的后裔。曲烈封于鄫，《春秋》记载，鲁襄公六年鄫国为莒国所灭，鄫世子巫公逃奔鲁国，三传而至曾子的父亲曾点，已降为平民。曾子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境贫寒。《庄子·让王》谓曾子“緼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一身破旧褴褛，满面饥病菜色。

曾参为人质鲁，却勤奋好学，卓有成就。《韩诗外传》载，他曾在莒国为吏，“得粟三秉”，赖以养亲乐道。父母死后，“南游于楚，得尊官焉。”一生主要致力于学道修身，收徒讲学，成为著名儒学大师。

曾参把儒家的最高品格“仁”的实现，作为自己至上的追求，忠诚的责任，人生的境界。《论语·泰伯》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公孙丑下》记：“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为了达到这样的境界，曾参平日非常谨慎小心，绝不超越自己所应取的活动范围。他还有“内省”和“慎独”的功夫。《论语·学而》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即每天都要多次省查自己。关于“慎独”，他认为，首先要“诚意”，从思想上用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即便是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像有许多眼睛在盯着你，许多人的手在指着你的时候一样，严格地要求自己。

曾参的品德还突出表现在“孝”行上。孔子弟子中在“孝”的方面表现突出的，除了闵子骞之外，就是曾子了。但是，就其对后世的影响来说，则曾参远远超过闵子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他信奉“慎终，追远，民德厚矣”。（《论语·学而》）提倡“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咎。”（《尸子》）

关于曾参为孝的故事，记载很多。《孔子家语·六本》记云：“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抚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这段故事，是记载他老老实实忍受父亲斥责和痛打的情况。他遭到父亲痛打，一直到休克也不逃跑，苏醒过来后，还去问父亲，是否因打自己受劳累而使身体不好。进而还操琴唱歌，以向父亲表现自己并没有因挨打而影响身体健康。《新语》说：“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这就是说，他在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对父母是无微不至地照料。

曾参后来授徒讲学，弟子众多，据其弟子沈犹行称“从先生者七十人”（《孟子·离娄下》）。相传他为思、孟学派的鼻祖，在孔子以后的儒经传授上有重要地位。《汉书·艺文志》儒学类著录有《曾子》十八篇，今存十篇，收入《大戴礼记》，大多是阐发关于“孝”的观念。《史记》记他作《孝经》，实为其后学所作，成为曾子一派的典籍。

从西汉起，曾参在封建社会内即有很大影响。南宋朱熹认为《大学》为曾子及其门人所作。汪晫取大小戴礼记等，辑为《曾子全书》，凡十二篇。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赠“曾参为太子少保”，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改“郕侯”，政和元年（1111年）改“武城侯”，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封“郕国公”。元至顺元年（1330年）追封为“郕国宗圣公”。明世宗改称“宗圣”。配享于孔子庙，主祀于宗圣庙（曾庙），为“四配”之一。

很显然，《三圣图》是一幅崇儒之作。作者应当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和忠实践行者。画中的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颜回、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也是儒家学派的伟大旗手。更为奇绝的是，作者不惜毫耗精力，在图中三位人物的衣服上满书小楷，文为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

款署赵孟頫的《三圣图》，是在三人衣服上用淡墨打成0.4厘米的界格，然后在格内用蝇头小楷书写了《论语》的全文，起首句“学而第一，子曰学而时习之……”在孔子左肩上。另一幅《三圣图》，人物的衣纹，先用淡墨勾线，然后再在线上，用小楷书写了半部《论语》。

凡观看过《三圣图》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三圣图》作者的创作才能，也不得不佩服作者的良苦用心。他不但把儒家的始祖孔子和儒家的两位重量级人物颜回、曾参，集中绘在了一幅画中，而且还把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艺术上，达到了书画和谐统一；在思想上，得到了最理想、最完美的表现。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把《论语》融于画中，这是作者创作《三圣图》时的初衷和主导思想。《三圣图》的作者做到了，而且做得天衣无缝。

大家知道，《论语》是一部儒家经典。

《论语》一书，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思想的记录。《论语》书名一般认为由编辑论纂而得名，也有人认为是指孔子遗言而被后世诸儒讨论，或对孔子有条理地论述自己的话的记录。《论语》是研究孔子的主要资料，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持久的影响。

西汉时有今文本的《鲁论》《齐论》和古文本的《古论》三种。三者篇数不同，文字也有差异。今本《论语》系东汉郑玄混合各本而成，共二十篇，每篇分若干章，约一万二千字。篇名皆取自每篇首章中的二三字。全书文体采语录体，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的相互谈论。章节简短，每事一段，既不前后相属，也无长篇大论，言简意深，耐人寻味。

《论语》的内容广及政治、教育、礼仪、经济、文学、民族、天道观、认识论等各方面。

在政治方面，主张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认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强调等级制，主张正名分，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罕》）主张以“德”与“礼”治理国家。

在教育方面，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知新、举一反三、实事求是、学思结合，认为“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在礼仪方面，反对违反周礼的僭越行为。周礼规定天子用八佾乐舞，大夫用四佾乐舞，而鲁国季氏身为大夫，却用八佾，孔子认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论语·八佾》）

在经济方面，反对新兴的富有者。鲁国季氏大力开垦土地，富过周公，孔子弟子冉求给季氏当家臣，不仅不予劝阻，反而帮助聚敛，孔子要求其他弟子对冉求“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

在文学方面，主张文学对社会和政治发挥作用，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

在民族方面，主张不用武力征讨弱小民族，而用舜禹格有苗之法，“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

在天道方面，孔子相信天命。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孔子弟子说他“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但怀疑鬼神，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在认识论方面，主张上智下愚，生而知之。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又其次也。”（《论语·季氏》）

通观《论语》，言“天”的，共二十处。言“天命”有三处。“礼”在《论语》中共七十五处，反映了孔子对“礼”的重视。“仁”在《论语》中凡一百零九次，表现其“仁”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统率“忠”“恕”“孝”“悌”“恭”“宽”“信”“敏”“惠”等诸道德观念。

《论语》中用大量篇幅谈论以“君子”为修养的标准人格。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修己以敬”（《论语·宽问》）。而其理想人格即是“仁”与“智”的统一。孔门弟子认为孔子即是仁智统一的体现者。孔子常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认为此“夫子自道也”。（《论语·宽问》）

《论语》是一部优秀的语录体的散文作品，形式上或问答，或自白，简练生动，含蓄有致，富有感情色彩。因此，虽然是以对话议论为主，但能传达出人物的音容笑貌，甚至是性格特征。《论语》中有许多话包涵深刻哲理，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这不仅颂扬松柏的坚贞不拔的性格，同时也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不仅是对流水奔逝的感慨，实际包括有对时光易逝的忧虑；又如“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见贤思齐焉。”（《论语·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等都具有格言的性质。

东汉时期，《论语》被列为“七经”之一。唐代为“十二经”之一，宋代为“十三经”之一。南宋时，朱熹将《大学》《中庸》《孟子》与《论语》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并作《四书集注》。自汉代以来，便有许多人对它加以注释，故注释之书非常多。汉人注释皆已亡佚，惟敦煌、日本发现唐写本残卷郑玄注，保存较多。此后注疏者主要有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宋邢昺《论语正义》、宋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实楠《论语正义》、程树德《论语集释》、杨树达《论语疏证》、杨伯峻《论语译注》等。

《论语》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论语》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私人著书的开始。汉武帝独尊儒学后，《论语》的地位日益提高。《论语》的三种传本在官府都有人传授。汉元帝时张禹为太子讲授《论语》，其所编的《张侯论》，随太子继位（是为成帝）其地位益尊。此时，《论语》被视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赵岐《孟子题辞》），即达到五经非《论语》则无以运行的地步。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把它合为“四书”刊印。元延祐年间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此后《论语》文句变为八股教条。如康有为所说：“盖千年来，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论语注》）

《论语》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论语》的简朴精炼的文句结构与写作方法，也关涉到后来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以《论语》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其渊源甚为久远。自古至今各种注本约有三千余种，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像《三圣图》这种把《论语》融于图画之中的表现形式，还是很少见的，它确实给人一种标新立异的感觉。这种表现形式，正是《三圣图》的特别之处和可贵之处。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这两幅《三圣图》中，有一幅是只写了半部《论语》的。为何只写半部？面对这个谜，我们不妨做一下分析：第一，在这幅画中，《论语》是写在衣纹上的，因衣纹容纳的字数有限，故只写了半部《论语》。第二，这可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然，这种安排应当是有深刻的创作目的。如果解释清楚这种目的，应当追溯到宋代初年。

宋代，中国结束了晚唐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确立了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支柱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其官方哲学，是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理学。孔子学说是理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孔子本人的形象在宋代塑造得更加完美与高大，无论是皇家朝廷，还是学林名流，对孔子都是极力颂扬，对孔子的学说也极力阐发光大。

宋代帝王和文武百官视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历百代而常新。北宋初年，宰相赵普读经书手不释卷，终日伴随《论语》，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对赵普是这样说的：“宋，蓟人，字则平。初事太祖为书记，能以天下事为己任。太宗时拜太师，封魏国公，历相两朝，决事如流。普初寡学术，太祖劝以读书，自是手不释卷。尝谓太宗曰：‘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半部《论语》治天下”，成了崇尚孔子、崇尚儒学最强有力的声音。《三圣图》的作者正是以这句“半部《论语》治天下”，作为创作主线，将“半部《论语》”这一主题，很巧妙地又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

在构图上，《三圣图》亦有可圈可点之处。

《三圣图》的主要人物是孔子，因此，作者把孔子绘于画幅之中央，且比右边的颜回、左边的曾参，更高大、更突出。这样，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就明显地区分开来。

从人物的神情相貌上，《三圣图》的作者把握得也非常到位。在图中，我们看到的孔子是一个充满睿智神情的形象，他缄默、谦逊、广阔、深沉……而在颜回的身上，集中体现出了他那聪慧、好学、尊师、安贫乐道、顺从自然的性格。在曾参身上，则较好地突出了他谨慎、沉静、忠诚的品德。

《三圣图》的衬景，是一株苍茂古朴的松树。树干从画之右侧伸进画面，苍茂的松树枝叶，如华盖般布满画之顶部。这一衬景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点衬之笔，而是《三圣图》作者的又一精心安排。这一安排与画中人物有着极其重要的内在联系。

松树和柏树同属耐寒树种，四季常青。一个真正的君子是要像松柏一样，能经得住风霜雪雨的严峻考验。孔子对松柏的性格特别赞赏，并借此以言志。他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

凋，有伤感之义。凋在众木之后，曰后凋。春夏之交，众木茂盛，及至岁寒，尽归枯零。独有松柏，支持残局，重待阳和，所谓士穷见节义，乱世识忠臣。然松柏亦非不凋，但其凋在后，旧叶未谢，新叶已萌，虽凋若不凋。道之将废，虽圣贤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能守道，不与时俗同流，则其绪有传，其风有继。

我们观赏一棵古松，到聚精会神的时候，常常不知不觉地把自己人性所景仰的品性移注到松里，并从松中感悟出做人的道理。中华民族艺术史上写松竹梅兰的诗画，都从孔子的这一箴言生发。

孔子以松柏之后凋比喻人生。人要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才能考验出自己的气节来。一个人立志并不难，人人可得而立之。然而，立志不是说空话，关键在于守志。那就要终身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努力奋斗。那要像松柏一样欺雪凌霜，傲然挺立，以不屈不挠的生命力，经受住严寒的考验。这就是《三圣图》中以松树作衬景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