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统治者继承了这份遗产，以礼乐治国相标榜。凸显了鲁文化尊民、崇礼、明德、喜乐、爱诗、重文、尚仁的文化特色。在周王室的权威衰微后，鲁国便成了当时礼乐文化的中心。春秋时期，仍有不少诸侯或特使适鲁观摩学习礼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来鲁观乐，鲁国的乐工为他演奏了《周南》《召南》等十五国《风》及《雅》《颂》，还观看了舜、禹、夏、商、周各代的乐舞，倍加赞扬，叹为观止。《左传•昭公二年》载晋国执政大臣韩宣子来鲁“观书于太史氏”，见到《易》《象》《鲁春秋》，于此大发感慨：“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生长在鲁国的孔子，能亲身感受到鲁国礼乐文化的氛围与精神，也叹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乐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礼乐对于鲁国来说，不仅是文化文明的象征，它是一种“礼治”制度，它时时规约着国家政治生活，它更是一种礼乐精神，从历史的深层影响着鲁国的方方面面。也正是这种礼乐精神与东方仁爱习俗的相互融合，构成鲁文化的本质特征，并在礼仪秩序、仁爱诚信、重德保民、尊时重民等方面孕育滋养了儒家的基本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缔造者，也受益于鲁太庙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所以才有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的谦逊故事。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是周代确立的封建制宗法制分崩离析的时代。社会秩序空前混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激烈。孔子正是在这种社会形势的催发下，为社会的未来和解决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与方案。他对三代的文化遗产进行清理、总结、归纳、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孔子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考察孔子思想内涵，既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也有针对现实问题的具体内容。因此可以说，孔子思想的诞生，是孔子对鲁文化发展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在孔子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学，将鲁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其实，关于鲁太庙建筑的具体信息，比起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来，显得并不特别重要了。《东野志》说文宪王庙“正殿五间，中祀周公，有遗像，以鲁公伯禽配享，以金人从祀。有欹器，从周公庙旧制也。”这里所说的周公庙，与鲁太庙位置大致相合，然非旧制，原鲁太庙兼有二祭：以天子仪祭祀文王，以后稷配享；以天子礼乐祭祀周公。宋代建周公庙（文宪王庙）时，太庙遗迹尚存，许多文献指出“周公庙即鲁公太庙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