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晚报《掌故知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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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5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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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礼器——登巩磊孟继新曲阜孔庙的祭祀典礼名目繁多，规格不一，仪式内容也不相同。从参加祭祀的人员分：有家祭、官祭两类。从祭祀种类分：有丁祭、行香、祭告、时享、袷祭、遗官祭告、释奠、释菜、荐新等。唐代之前，孔子祀典动摇不定。如汉代，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配享。晋、宋、梁、陈及隋，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武德二年（619年），于国学立周公、孔子庙。七年（628年），唐高祖行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贞观二年（628年），房玄龄等建议，停周公，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配享。但贞观之制未久行，至唐高宗永徽年间又复为武德旧制。至显庆二年（657年），太尉长孙无忌等奏：“成王年幼，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实乃贬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丧之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弘圣教于六经，阐儒风于千世，故孟轲称生民以来一人而已。”最后别祀周公，使之配享武王，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孔子祀典从此独立，再无动摇。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王者冕服，南面而坐，十哲东西侍列，孔子祀典升为中祀。宋朝文治兴盛，孔子祀典又视前朝有加。真宗加谥“玄圣文宣王”，不久改为“至圣文宣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孔子用天子冕，增为十二旒。元大德十年（1306年）再加封，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遗使阙里，祀以太牢。”名号“大成”，祭祀仪物由少牢升格为太牢。随着历史的演进，孔子祀典不断提高，次数不断增加，孔子地位也不断突显。其中原因为明宪宗一语道破，他说：“自孔子后，有天下者无虑十余代，其君虽有贤愚之不同，孰不是赖孔子之道以为治？其尊崇之礼愈久而愈彰，愈远而愈盛。”曲阜孔庙举行的祭祀活动，除了...

孔子作春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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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处刘岩彭庆涛在曲阜城东南6公里，有一古村落名“息陬”，现村内孤零零立有清乾隆辛卯年（1771年）“孔子作春秋处”碑刻一通，使人浮想联翩。其实，上了年纪的曲阜人清晰记得旧时此处原为“春秋书院”，是曲阜著名四大书院之一。春秋书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保存的还较为完整，其规模为二进院落的庭院，南北长42米,东西长35米。大门3 间，二门1 间，门两旁各有掖门1间。院内大殿3间，阔11.25米，进深7.12米，绿瓦覆顶，回廊，在当时的环境之中甚是壮观。史料记载，旧时殿内上方悬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横匾一方，上书“春秋书院”；正中神龛内供奉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左右神龛供奉颜、曾、思、孟“四配”牌位。殿前建有卷棚3间，阔11.25米，进深3.20米，灰瓦脊顶。东西配房各3间，灰瓦顶，前出廊，内供奉十二哲及七十二贤牌位。大门外则立有“孔子作春秋处”石碑。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孔子真的在此作过《春秋》大业？历史淹没了许多真相，今天我们有必要去探求一番。曲阜春秋书院，旧时还含有春秋台、还辕桥、浣笔池，看似有着孔子的足迹，像模像样像真的。据考，第一次把“春秋台”写入史籍的是南朝人任昉（460～508年），他在《述异记》这样写到：“曲阜县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就此一语，后人便认作孔子作《春秋》于此。《曲阜地名志》就这样记曰：“《曲阜县志》载：‘春秋书院即春秋台，在城东南十里西邹村，士人又谓即息陬。任昉《述异记》云孔子作《春秋》于此。宋时立庙设像，以本村市税为祭祀之用。’”此语不知从何而来，并且“宋”是南朝宋（刘宋）还是赵匡胤的大宋？言语不详。民国《续修曲阜县志》还是比较严谨的，这样记载到：“相传此地为孔子作《春秋》处，孔氏族人及附近居民倡修春秋书院，以奉至圣先师。由圣公府委奉祀官春秋致祭。”此处为祭祀性庙堂古建筑院落毋庸置疑，但初始年代、规模却无从考证了。清代曾...

祭孔礼器——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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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礼器——笾孟继新王广恒在封建社会，孔庙祭祀的目的，是历行教化。国家历行教化的根本内涵就是孔子之道，它由孔孟以至程朱，一脉相承，追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想化的礼制秩序。礼仪的差序格局对应了现实政治中心的等级秩序，突出“君尊臣卑”，从而使皇帝“知为皇帝之贵”，使群臣、百姓各有等差，在等级秩序中各安其分，由此便可以形成有序的社会。这样的政治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历代的统治者以礼乐为治的根本原因莫过于此。孔子被尊为“先师”、“先圣”，成为帝王们尊崇膜拜的对象。祭祀规格也名目繁多。在诸多形式的祭祀活动中，有一种礼器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笾”。笾。形状如豆，古代用竹编成的食器。祭祀燕享时用来盛果实、干肉等。《说文》曰：“笾，竹豆也，从竹，边声。”关于笾的使用，《仪礼》中多次言及：《仪礼·聘礼第八》：“凡致礼，各以其爵，朝服。皆用其飨之加笾豆。无饔者无飨礼。”《仪礼·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实豆、笾、铏，陈于房中。”《仪礼·少牢馈食礼第十六》：“司宫摡豆、笾、勺、爵、觚、觯、几、洗、篚于东堂下，勺、爵、觚、觯实于篚；卒摡，馔豆、笾与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设洗于阼阶东南，当东荣。”明刘基在《卖柑者言》中也说：“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 看来，笾之器确实是祭祀中的一种重要的礼器。因此，《周礼》便有了笾人之设：“笾人，掌四笾之实。朝事之笾，其实麸、蕡、白、黑、形盐、膴、鲍鱼、鱐。馈食之笾。其实枣、栗、桃、干橑、榛实。加笾之实，菱、芡、栗、脯。羞笾之实，糗饵、粉粢。凡祭祀，共其笾荐羞之实。丧事及宾客之事，共其荐笾羞笾。为王及后、世子共其内羞。凡笾事，掌之。”《论语·泰伯》中，有一段曾子与孟敬子的对话。曾子以“笾豆之事”告诫孟敬子，一定要注重祭祀...

祭孔礼器——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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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礼器——俎孟继新曹帅在孔庙举行的祭孔大典称为“释奠”。释奠原为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早在商周之时，我国就已有官学的设置，周代礼制分国学和乡学两类。国学设于都城，称作辟雍和泮宫；乡学设于地方，称为庠、序。周代的官学中，就有释奠先师的礼仪，《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周礼中的祀典，有释奠、释菜、释币和上香等名目。释奠是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而没有尸。尸是古代祭祀亡魂时扮演死者的人，以死者生前服饰、相貌装扮。释菜是以菜蔬设祭，为始立学堂或学子入学的仪节。释币即有事之前的千祭，以币或帛奠享，不是常行固定的礼仪。上香是最简单的祭祀程序，也是古代庠、序每天举行的祭典仪式。我们可以看到，释奠是一种“设俎馔而祭”的仪式。那么，“俎”是一种什么样的器物？俎，是古代祭祀时摆放牺牲（猪羊）和宴饮时切割熟肉的案子。亦为礼器。俎的形状和几桌差不多，摆放牺牲的要大一些，切割熟肉的要小一些，都是用一块长方形木板作为俎面，有的还在周边围框，俎足或平板状宽足，或方形柱足。讲究的木俎，髹漆，绘上花纹图案，十分精美。从先秦乃至汉代，多为木制，商周时期，也有青铜俎。作为礼器的俎，其用每与鼎、豆相连。《周礼·膳夫》载：“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礼记·燕义》说：“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西周懿孝时期的壶铭文中有周王赐给“彘俎”、“羔俎”的记载。“彘俎”是盛放猪牲的俎，羔俎是盛放羊牲的俎，说明西周时期，盛放不同牲体的俎各有专名。古人把祭祀祖先和天地神灵，当作国家大事。祭祀时，必用牺牲，也就是供上牛、羊、豕之类牲畜。如天子祭祀社稷要用太牢，即在俎上摆放牛、羊、猪三牲；诸侯祭祀社稷，只能用少牢，在俎上放的是羊、猪二牲。祭祀完毕，主祭者往往把牺牲赐给亲属和下级，所赐的祭肉，...

祭孔礼器——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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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礼器——簠孟继新郭文骁祭祀孔子的典礼，场面隆重、规模宏大、庄严肃穆，是一项重要的祭奠先师的活动。尤其是以“太牢”奉祠，既要用整牛、整猪、整羊，此为“三牲”之礼，还设有粮、蔬、果、谷等供品。当然，盛放供品的礼器也是不可缺少的。簠，就是重要的祭孔礼器之一。“簠”“簋”这两种食器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西周是用礼法来统治的封建等级社会，从吃饭上我们就能窥见一二。我们常用“一言九鼎”来形容诚信，相传九鼎是夏禹铸造的国家宝器，而西周时天子在正式宴会中饭食需要用九个鼎外带八个簋来盛放，诸侯、士大夫则相应减少。鼎和簋的用途有所不同，一般来说鼎用来装菜，而簋用来盛饭。簋大多圆形的，为了保温，往往还有盖，类似现在的饭盒，不过有的簋下面还有几条腿。食器发展变化到西周中后期，又有了形状不同于簋的方饭盒，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簠。因为簠和簋的功用相近，所以后人常常将两者连起来说，也即“簠簋”。簠主要盛行于西周末春秋初，战国晚期逐渐消失。也有学者认为“簠”就是常见文献中记载的礼器“瑚”，他们历数古代食器或礼器中盛放食物的器皿，发现形制基本相同，作用相差无几，不过是名字不同而已。比如《礼记·明堂位》记载说“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其中的敦、琏、瑚、簋都是盛放饭食的礼...

祭孔礼器之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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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礼器之篚郭文骁牛秋鹏鲁哀公十七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就将孔子故宅辟为庙堂，开始了对孔子的祭祀。历代祀孔被定为国之大典，最初每年只有秋季一次，以后增为春秋两次。东晋太宁三年，也就是公元325年，诏孔子嫡裔奉圣亭侯孔嶷四时祀孔子。自此一年每逢春、夏、秋、冬四上丁，四仲丁等日子，均得在孔庙举行祭孔典礼。自明清以来，祭孔典礼规定有“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等项仪程，并以礼乐歌舞贯穿始终，祭孔乐章都以颂扬孔子功德为内容。在诸多的祭孔典礼中，均应按照礼仪程序、祭奠规格进行。当然，祭孔礼器也是必不可少的。有一种祭孔礼器，是用竹子编织而成，长三尺，宽一尺，深约六寸，底下还有三寸高的足，上面也是竹子编织的盖。这种器物名叫“篚”，类似我们现在所用的竹筐。篚，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厥贡漆丝，厥篚织文。”织文，指锦绮类。而在《孟子·滕文公下》也有描述，“篚厥玄黄”玄黄，指玄色、黄色的帛。那么，一个小小的竹筐，在宏大的祭孔典礼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圣门礼志》说：“篚，竹器，如箧。”《说文》：“所谓篚，如竹箧是也。”这些仅是对篚的名词解释而已，不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篚一般都是用来盛东西的。早在《诗经·鹿鸣》篇中就有记载，“序实币帛筐篚”。在祭孔典礼中篚就是用来盛放币帛用的。熟悉古代礼仪的人都知道，币帛广泛应用在祭祀、婚丧、馈赠、聘问等仪式上。在战国以前称丝织物为帛，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又因为帛曾在中国古代长期作为实物货币使用。因此，币帛经常作为同一种物品在典籍中出现。帛，是一种绣织精美的丝织品，古人为了运送、携带方便，习惯上将帛每五匹扎成一卷，所以又称为束帛。因为每匹帛都是从两端向内卷起来的，所以每束束帛又有十端。战国时就有生丝织成的“帛”，而且单根生丝织物为“...

曲阜明代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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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明代故城彭庆涛成铭曲阜明故城，始建于明正德八年(1513年),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保护孔庙、孔府而专门修建的城墙。可以这么说，没有明故城，就没有现在的曲阜，在那一个动荡多舛的乱世年代，它不但保护着孔庙孔府，保护着整个城区，更像一位忠诚的卫士呵护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在没有明故城以前的宋元时期，曲阜城位于古鲁城的东部，名“仙源县城”，即今旧县所在地，所以，当年的曲阜县城并不在现今的所在地，明朝一场动乱，改变了曲阜城区的宿命。明代中期，宦官擅权，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矛盾激化。明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积压许久的怒气终于爆发，河北文安人刘六、刘七在霸州发动起义，数千农民响应，声势浩大。次年，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十月，先进攻济宁，因守军众多，一时难以攻下，随即向东迂回，连克日照、海丰、寿张、阳谷、丘县、宁阳、曲阜。马蹄踏进这座古城，践踏了这片古朴圣洁的土地。嘉靖四年《城阙里记》碑对当时环境状况是着这样描述的：“阙里与曲阜相去十里，故皆无城，而阙里尤为孤旷，守望无所持焉。明正德辛未（1511年），盗入兖，以二月二十七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数百……是夕移营犯阙里，秣马于庭，污书于池。”明正德六年（1511年）二月二十七日，春寒料峭，起义军破仙源县城。阙里与仙源县城东西相望只有十里之隔，孔庙周围空旷无阻,没有一砖一瓦可以抵挡，正是“恃马力悠忽驰骤，栖野不战城郭，蹈虚不立方所”。孤立无援的阙里，在当日傍晚即被侵入。没有得到多少反抗，阙里如入无人之境般地就被拿下，士兵的力气没有得到全力释放，胜利来得太过容易，这让一些原本具有痞性的农民起义军有一种宣泄的冲动。对于贫苦的百姓，怀着怜悯同情之心他们不会做些什么，但孔庙孔府的巍峨华丽的建筑对于他们来说，则是富人的象征，没有一丝一毫的敬畏之情和礼法之意。刘六、刘七骑马放纵在孔...

祭孔礼器——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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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礼器——爵孟继新牛秋鹏孔庙举行的祭孔大典，是一个既庄严又隆重的活动，要经过一系列的仪程。如“启户”与“合户”、“瘗毛血”与“望燎”、“迎神”与“送神”，这是人神“精神交会”的重要形式和过程。又有“进馔”与“撤馔”、“三献”与“饮福受胙”等，这又是人神“经物交会”的重要形式和过程。通过仪式性的效果，以迎神和送神队伍，强化敬神，并予拟人化的效果。神在不可知的天上，透过大成殿以外的空间，迎接神灵。送神后，亦将对神的祝文、陈拜的帛等，通过焚烧的形式送予神。祭祀人员，要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三跪九叩，也称三跪九拜，是清代才产生的一种礼法，与历朝历代的礼法都不甚相同。明代的最高礼节是五拜三叩之礼，这不仅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与诸藩国的关系上。清廷定鼎中原后，在许多方面都承袭明制，但也尽可能展现其不同于明朝的一面。于是，五拜三叩，变成了三拜九叩。通过三跪九拜，在纵横两个领域的推广，以一种贯穿“身、家、国、天下”的同构体系得以在人的心中产生。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顶礼膜拜，一般百姓也得以在心目中产生对所有权威，对所有在上者的敬畏感。也正是如此，这种礼节所产生的敬畏效应才显得那么深不可测。这种仪式动作，再配以一套儒学的宇宙观，每一个动作便成了一种具有宇宙意义的象征，而敬畏感也得到进一步的上升。虽然，三跪九拜这种礼法，到清代才产生，但其跪、叩、舞拜却带有鲜明的古礼成分，应是中国古礼的延续和继承。“饮福受胙”也是祭祀当中的古礼之一。正献官随引赞升东阶，来到大成殿的香案前，接爵、受胙，行礼后，由西阶回到原位。在整个祭祀过程中，不管“三献”也好，“饮福受胙”也好，都离不开一种礼器，这就是爵。爵，这个名称听起来十分雅致，有闻其名而知高贵的感觉。其实在《说文·鬯部》就有：“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