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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5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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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继新 王喜凯    瑟,是祭孔典礼中的重要乐器之一。   瑟,形似古琴,春秋时流行,常与古琴合奏,因此,古人常常将二者并提。《诗经·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鹿鸣》亦有:“我有嘉宾,鼓瑟鼓琴。”据《吕氏春秋》记载,远古时代就有瑟。炎帝时“士达作为五弦瑟。”到尧帝时,有个叫瞽叟的人将瑟的弦增加到十五根,舜帝时的仰延又加了八根弦,制成二十三弦瑟。《乐书》引《世本》说:“庖牺作瑟,五十弦,黄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啼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    周时,瑟多为二十五弦。近年来,先后在长沙、信阳、江陵等楚墓出土近二十张瑟,形制大致相同,长方形,以整块木料凿成,共二十五弦,架于首岳与尾岳之上。    瑟琴都是丝属乐器,因为古时弦为丝制。远古时代并没有弦乐器留下来,夏商也没有。这并不能排除弦乐器出现的可能性。在甲骨文中,“乐”字的上半部分,就是以两根丝弦组成;下部是“木”当为木质音箱。这是一个很像形的木制弦乐器。    瑟在先秦的漫步岁月中,主要用于伴奏歌唱,它是上层社会享娱活动的常用乐器之一。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瑟的演奏与应用范围有所扩大,多用于伴奏“相和歌”;隋唐之际,不仅用于伴奏“清商乐”,同时也是宫廷雅乐必备的乐器之一。宋代以来,更为宫廷雅乐列入不可或缺的乐种,如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颁定的“宫悬之乐”,有五十二台古瑟,约占乐队总数三百四十九件的六分之一。    瑟与琴都是古代雅颂乐舞中的主要乐种之一。几千年来,一直为历代宫廷沿用不绝。尤其是隋唐以来,孔庙乐悬中的琴瑟是具有相当编制的丝部乐器。至清末和民国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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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5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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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喜凯 孟继新 琴,是祭孔典礼中的重要乐器之一,也是我国最古老的弦乐器之一。曲阜孔庙自明代以来,一直沿用七弦十三徽形制的古琴。在乐悬中将古琴置于特制的琴桌上。孔庙雅乐中的古琴素居“堂上乐”的席位,是演奏旋律的主要乐器之一。从遗存琴谱中可知,自明代以来,其琴调、琴序、徽位、指法等均已固定。在祭祀雅乐中,对于古琴的奏乐,有别于演奏俗乐的要求。因为祭孔音乐是承袭古代“中和之乐”。古代中和乐派历来以取“天地之中气”为祭祀作乐之本。所以,为了追求所谓的“中声自出”而定有“中徽为君”之规。如《圣门乐志》曰:“八音以丝为君,丝以琴为君,而琴以中徽为君,中徽者,第七徽也。其位黄钟,中声寄焉。若求其中,则寓于丝之紧慢,紧慢适中,其声自出。是声乃声之元,天地之中气,万世作乐之根本也。”在孔庙乐悬中配置古琴,是古代雅乐的传统编制。在祭祀孔子的礼乐中有古琴和竹管乐器以及陶埙等相谐晖映,发挥了它的独特性能,使庄重古朴的祭祀乐舞增添了肃穆和雅的音乐色彩。因此,孔庙乐悬中的古琴数量,历来处于“领衔”地位,可谓古代雅颂乐舞表演中不可或缺的乐器。琴,亦名瑶琴、玉琴、素琴、绿椅、焦尾等。《乐记》中说:“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周时的制琴水平已很可观。《诗经·定之方中》有:“椅桐锌漆,锾伐琴瑟”之句,是说制琴所用材料。椅,属梧桐一类,青色;桐,即梧桐;锌,属楸类;漆,漆树。其中桐锌在以后数千年中,一直被当作制琴的理想木材。琴的各个部位都有称谓,如:“龙池、凤沼、乘露、弦眼、琴轸、凤眼、护轸、琴尾、雁足、琴徽等。琴面用桐木,属阳,琴底用锌木,属阴,取阴阳相配之义。面圆像天,底方像地。宽六寸,象征六合。长三尺六寸,象征三百六十日。徽十三,应律吕象征十二月;余一象征闰月。弦有三种节声:自尾至中徽为浊声;中徽至第四徽为中声;上至第一徽为清声,始于黄钟而终于应钟。文上叫池,池即水,取平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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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5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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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继新 王喜凯 祭孔典礼,自汉唐以迄明清,各朝的器具、颂词、乐舞等或不尽相同,其制度皆宗成周,相去不远。唯规模之大小,则由于历代“尊孔程度”的不同,使各朝对祭孔的规模亦有“中祀”或“大祀”等级不同。南朝采用中祀。南朝齐武帝永明三年,释奠用六佾舞、轩悬乐。唐朝有大祀,后改为中祀。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诏夫子谥曰“文宣王”,二十八年诏春秋二仲丁祭孔时,六十四人的佾之舞,为大祀。唐宁宗庆元元年,定文宣公为中祀。宋代依中央及地方例,有大祀中祀或中祀小祀。宋代吉礼,春秋二仲上丁释奠文宣王以中祀;州县祭社稷、奠文宣王、祀风雨用小祀。宋高宗绍兴十年,复释奠文宣王为大祀,其礼如社稷,州县为中祀。明代除成化期间外,大部分为中祀。明太祖洪武元年,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乐六奏,文舞六佾。洪武四年,释奠孔子改初制笾豆之制八为十,乐生六十,舞生四十八,概为中祀规模。明宪宗成化十二年,乐舞为八佾,笾豆各十二;孝宗弘治九年,增乐舞为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是为大祀。明世宗嘉靖九年,去孔子大成文宣王之王号,于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祭孔厘为中祀。春秋祭祀遵国初制十笾十豆,天下各学八笾八豆,乐舞止六佾。清光绪三十二年冬十二月,升孔子为大祀。光绪三十二年之前,祭天及祭太庙为大祀,曲阜及国子监孔庙的祭孔为中祀,地方孔庙的祭孔为小祀。不管大祀也好,中祀也好,祭典中的乐器伴奏是必不可少的。而乐器中备受关注的就是编磬。编磬,以若干枚为一组,悬挂在架子上。甲骨文中的“磬”字在左半边缘饰有羽毛,右半边缘以手持槌敲击状。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说“其意若曰以手击磬,耳德之而成声。”孔庙祭祀乐队的编磬以十六枚为一虡。十六枚编磬的音律包括阳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者六;阴吕: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者六;以及四倍声:倍夷则、倍南吕、倍应钟、倍无射。它在乐悬中的“将能”是收一句之终。演奏方法是当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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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5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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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继新  王喜凯 孔庙祭祀名目繁多,有丁祭、祫祭、遗官致祭、释奠、释菜等。其中释奠是孔庙祭礼中,规格最高的一种。释奠礼在汉代以后,逐渐成为官方祭典,起初释奠并无专属的乐章和乐谱,直到隋代,才制定释奠专属用乐。该释奠乐章的歌诗以雅乐的形式传承了古代文学及乐律艺术,其乐章结构的演变则反映了古今祀礼仪序的演变。隋开皇九年,文帝平定南朝陈国,获得了南朝宋国及齐国所保存的汉族传统古乐,当时的太常卿牛弘等乃奏请整修所获宋、齐雅乐的遗存,获得皇帝的支持。于是,便展开了宫廷雅乐的研究、创作、扩展与实施。隋文帝仁寿元年,由太常卿牛弘、太常少卿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礼部侍郎蔡征等,创制了一个庞大的雅乐系列,该系列也包括了祭祀先圣先师孔子的乐章。从此,祭祀孔子有了专用乐章,也成了宫廷雅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隋代祭祀孔子的乐章,制定于仁寿九年,取名为《诚夏》登歌之乐。迎神奏《昭夏》,皇帝升坛奏《皇夏》,初献奏《诚夏》,饮福酒奏《需夏》,送神奏《昭夏》等。以“夏”为乐名,其用意在于继承华夏之声。唐太宗贞观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琎等人,历两年时间,全面设计创制,考以古乐、乐制、乐章、乐器、乐队编制、舞蹈服饰等,完成十二《和》,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义,并法天地之成数十二”的大唐宫廷雅乐系列。唐贞观中,协律郎张文收复以十二和之制未制备,乃考正律吕,用于释奠者有降神奏《诚和》,文武三成,送神一成。奠币登歌奏《肃和》,入俎及徹豆奏《雍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奏《舒和》。释奠至宋代,发展更为成熟与繁复。宋仁宗景祐元年作“祭文宣王庙《凝安之乐》六首”。崇宁四年,徽宗下令所设立专管宫廷音乐的机构“大晟乐府”,由该乐府分别于大观三年及四年,制作了两套不同的祭孔乐章。乐章由原来的六首,增加到十四首。金初取汴,得北宋之乐而用之。《宋史·乐志》:“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乐轩架、乐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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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5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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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继新 陈阳光     在祭孔乐舞中,有两种属于“金”类的乐器,非常特别。这就是“镛钟”和“镈钟”。镛(yōng)钟,也被称为大钟,又叫特悬之钟。它与特悬大鼓——晋鼓,为“琴瑟”之友,被悬在大成门之右,与大鼓相配,是为钟鼓呼应。《诗经》中有:“簴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这就是镛钟和贲鼓两者金革声声,配合成趣的情景。镛钟体大,其声洪亮,古代除了用于奏乐之外,还用以传递信号。因此,在一些古老的城堡重地,常设有“鼓楼”、“钟楼”,即古人所谓“左鼓右钟”,指的是钟、鼓两者置于大门两侧的位次。特别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寺庙,其大门两旁,左鼓右钟的两幢阁楼则为古代必有建筑。钟,又是古代祭祀宴享时所必用之器,在古代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只有上层社会才能使用,旧有“钟鸣鼎食”之说,喻富贵人家。周代钟的体制是上径小下径大,纵径小横径大,有柄无钮;铜制而中空,用木槌击之发声;柄称为“甬”,甬顶称“衡”,甬旁有环叫“旋”,甬上衔环的叫“干”,干上一般刻有蹲熊、盘龙的纹饰,故又叫“虫”。钟口两角叫“铣”,钟唇叫“于”,于上叫“鼓”,鼓上叫“钲”,钟顶叫“舞”。介于钲鼓之间,刻有纹饰的是钟带,也称为“篆”。篆间累,累隆起者称为“枚”,也称为钟乳。钟受撞击处叫“隧”。今天出土的周代铜钟有的与此完全相同,有的则不同,不但有钮,而且居多,有柄者反而很少。钮与柄的不同是由于重量大小不同,一尺以上者均为钮,五六寸以下者均为柄,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与方便不得不设计出不同的样式。祭祀典礼结束时,必击镛钟一百八十响,以宣告结束。镈(bó)钟,与镛钟相似,大型单个打击乐器,有钮,平口,可直悬敲击。形体一般较大,孔庙的镈鼓,通高81厘米,宽41厘米。此器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贵族在宴飨或祭祀时,与编钟、编磬相和使用的乐器。按传统编制,宫悬之乐的四面,左右各置三簴镈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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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5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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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阳光  彭庆涛     在祭孔乐舞中,有一种大型的石质乐器,叫“特馨”。特磬(qìng),古人有云,不编之钟、磬,皆可称特钟、特磬。但作为乐悬中的一件典制乐器名称,则出现较晚。《通典》载,在唐代乐悬中,开元年间曾定:“凡中宫之乐,则以大磬代钟鼓,余与宫悬之制同。”其陈列之地位略与后来特磬之地位同。另《宋史·乐制一》载:“隋制,内宫悬二十虡,以大磬代镈钟。”宋景祐年间,上诏访翰林侍读学士冯元等曰:“大磬应何法考击,何礼应用?”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代镈钟,本施内宫,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继而因改。……若考击之法,谓宜同镈钟。”循此则特磬似早已有之,至宋代皇祐二年(1050年),方见乐悬中有“镈钟、特磬未协音律”之记载。元代,经辽金之战乱,乐悬中又失特磬。明中和韶乐亦未具备,直到清乾隆年间,乾隆帝喜好复古,又因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得西江出土古钟十一枚,乃仿配成备十二律的铜镀金镈钟,又采和阗王制特磬十二枚,方形成清代中和韶乐之规模。八音中的石类乐器和金类乐器,同属乐器中之重器。说它为重器并非指重量,而是说它的地位和作用。石类乐器的磬,在古代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在《通典·虞书》中把磬称为“鸣球”和“石”,如“戞击鸣球,击石拊石。”《乐祀》的“石声磬,磬以立辨”;又谓:“辨者,离之音也。”可能因为乐器本身发出的音色不同,形制不同、用场不同便有了这些名称的记载。磬在《周礼·春官》中也有记载:“凡乐击笙磬、颂磬。”说明周代就有“笙磬”和“颂磬”,其实都是编磬,只不过是因为摆设位置的不同而各有其名。磬是一种很高贵典雅的乐器,专用于上层贵族的祭祀、朝聘、宴享等礼仪活动中,与钟一起长期作为典礼之声的标志。《吕氏春秋》中说,尧命大臣夔敲击着石磬,“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兽”,这和着磬乐翩翩起舞的“百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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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5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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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岩 陈阳光 在曲阜孔庙,旧存有一通史晨碑,它前后两面皆有铭文,碑阳称为“史晨前碑”,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刻;碑阴称为“史晨后碑”,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刻。历来深受人们的关注,史上欧阳修《集古录》称它为“鲁相晨孔子庙碑”,洪适《隶释》作“鲁相史晨祠孔子奏铭”,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作“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名声了得。全文如下:(碑阳)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娄周孔旧寓,不能阐弘德政,恢崇壹变,夙夜忧怖,累息屏营。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宁元年到官,行秋飨饮酒畔宫,毕,复礼孔子宅,拜谒神坐。仰瞻榱桷,俯视几筵,灵所冯依,肃肃犹存,而无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钱修上案食醊具,以叙小节,不敢空谒。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获麟,为汉制作。故《孝经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书·考灵燿》曰:“丘生仓际,触期稽度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缀纪撰书,修定礼义。臣以为素王稽古,德亚皇代。虽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时来祭,毕即归国。臣伏见,临璧雍日,祠孔子以太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夫封土为社,立稷而祀,皆为百姓兴利除害,以祈丰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矧乃孔子,玄德焕炳,光于上下。而本国旧居复礼之日,阙而不祀。诚朝廷圣恩所宜特加,臣寝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辄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共烟祀,余胙赐先生执事。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尽力思,惟庶政报称为效,增异辄上。臣晨诚惶诚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书。时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农府治所部从事。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颜母毓灵。承敝遭衰,黑不代仓。□不应聘,叹凤不臻。自卫反鲁,养徒三千。获麟趣作,端门见征。血书著纪,黃玉璟【原字笔画为音字旁加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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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5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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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芳  陈阳光 在曲阜市石门山镇大庙村村北,旧有一通“仪制令”石碑,现已大部深埋地下,但石碑上部正中竖刻“仪制令”三个大字清晰可见。经过简单的挖掘,左侧从上往下竖刻的小字“少避老,来避去”,右侧的“贱避贵,轻避重”暴露出来。原来此碑所刻内容为唐宋时期流行的出行法令,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交通法规”。它俨然成为一位老者,默默地向今天的人们展示着曾经的履历与尊严。    “仪制”是古代朝廷颁布的法规礼节,即全社会奉行的礼仪制度,西周时就已发端,后世称之为“周礼”;“令”即命令,是人们必须遵守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各种制度的行政管理法规。“仪制令”出自于盛唐时期的《大唐开元礼》。而《大唐开元礼》内容宏富,涵括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述礼仪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典礼仪制为主,兼及地方政府祭仪及百姓家庭吉凶之礼仪。说白了,就是皇家祭天地、先祖,地方祭社稷,百姓婚丧嫁娶以及出行的礼仪标准。它是我国古代对全体官民的社会行为的礼仪性规范条令,借以维持严明的等级秩序。唐代是我国经济、文化大繁荣时代,史称“盛唐”。特别是唐太宗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人们安居乐业。《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载,经过贞观之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如此景象可以想象,商贾云集的长安城是何等的拥挤,城门堵塞的情况等会时常发生,给道路通行立个规矩也在情理之中了。于是,唐贞观十一年(637年),由时任监察御史的马周参与制定的《唐律·仪制令》颁发了。其中有行人进入长安城必须“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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