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孔子的“灾妖不胜善政”说
《孔子家语·五仪》篇有一个记载很有意义，尤其其中孔子所说“灾妖不胜善政”特别值得注意。
该篇记曰：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梦征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极也。”
孔子认为，存亡祸福都源于自身，反时反常现象并不能改变国家命运。在他看来，天降灾异、地生妖孽是用来儆戒人主的，各种梦异和怪诞的征兆是用来警戒人臣的。为国者更应思“善政”，实行清明之治，不让反时反常的现象改变国家命运。灾异妖孽哪能胜过清明的政治，不好的梦兆怎能胜过良好的品行。明白这个道理，为政治国应当谨慎戒惧，无畏困苦，不惧灾难，以求国家大治。
人有时会面对自然的、人为的种种灾难，每当此时，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是人听天由命，无所作为？还是积极主动，努力作为？在通常的认识中，孔子一向重视天命。在孔子那里，“天命”的含义比较复杂。孔子说到“天”很多，“天”对于人的生死寿夭、吉凶祸福、尊卑贵贱、贫富穷通，乃至国家盛衰存亡，具有某种决定意义。它无形无影，飘渺虚幻，却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它仿佛又能主宰世间的一切，可以洞悉事理，秋毫必察。“天”有时性情乖戾，恣意肆虐；有时又好像懂得是非善恶、真假美丑。
春秋以来，思想领域继续进步，人们人为“天道”捉摸不定，应当更多地重视人间，重视民生。在春秋前期的鲁国，有一年发生了大旱，鲁僖公要烧死巫师和尫者，认为旱灾与他们有关。大夫臧文仲认为这不是防备旱灾的办法。主张致力于修理城郭，在民艰于食的情况下，稍给民食；再降低饮食标准，节省开支，致力于农事，使农业不因天旱而荒废；劝人分财施舍。这才是救荒之策。臧文仲重民务实，僖公这样做了，这年虽有饥荒，却没出现乱政。
对于“天”和“天命”的看法，孔子也与春秋以来的进步认识相应。郑国人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正是人们对“天道”认识的概括。由对“天”的认识，决定了对“天命”的态度。在孔子看来，“天”与“天命”不可捉摸，应用心致力于人事，此即所谓“尽人事而知天命”。
孔子认为必须“知天命”，他因为“知天命”而敬畏天命，从而从容不迫。他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样，孔子主张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孔子说“存亡祸福皆己而已”，“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可见，与重视天命相比，孔子更注重人事，更主张尽人事以待天命。
在孔子“知天命”之后，荀子有“制天命”的提法，二者是一致的。《荀子·天论》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说文解字》说：“制，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断。”“制”与“裁”可以互训，因而，后人多将“制”、“裁”连用。关于《荀子》的这句话，唐代学者杨倞注解说：“颂者，美盛德也，从天而美其盛德，岂若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谓若曲者为轮、直者为桷，任材而用也。”清朝学者王先谦《荀子集解》也这样理解。在传统上的理解上，“制”有利用、顺应、顺势之意，并没有“与之对抗”、“斗争”、“征服”的意思。与孔子一样，荀子也并非单纯地去适应自然，而是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实际反映了荀子对于天命自然的态度。
但是，无论对孔子还是对荀子，人们的认识往往出现偏差。对荀子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后人理解却衍生出“控制”、“征服”、“制服”、“战而胜之”等意义，进而理解为“人与天斗争”，又出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人定胜天”应该在顺应和遵从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积极作为，努力作为，而不是硬上、胡来、蛮干。例如有人认为这是说“顺从天，而歌颂它，哪如控制天命而利用它呢”。“利用”“顺应”则可，“控制”“对抗”则不可！
但是，在实际上，将“制”字理解为“制裁”、“控制”，是今人的主流看法，由此，荀子也被看所谓“人定胜天”或者“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实，人在自然面前往往显得十分渺小，违背自然规律，常常遭致失败乃至灾祸。
那么，人何以能够“胜天”呢？在新出土的战国竹书文献《郭店楚墓竹简》中有《穷达以时》一篇，给人以很好启示。该篇开头就说：“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有天有人”就要明于“人之分”，“天”与“时”十分重要，“人”的因素同样重要。《穷达以时》成篇年代早于荀子。在郭店楚简入土的时代，“天人之分”一类的概念在当时的楚国已经传播。也就是说，“天人相分”的观念应当像“天人合一”那样历史悠久。
孔子与荀子都主张“明于天人之分”，这也是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从而“制天命而用之”即顺天命的前提。无论“知天命”还是“制天命”，当然都不是单纯谈论“天命”，他们关注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或者说，无论孔子还是荀子，思索的根本问题都是当时社会的政治问题。
后世所谓“人定胜天”思想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可以说也渊源很早。据《逸周书·文传》，殷商末年，周文王就曾说：“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能制其有者，则能制人之有。”这是说，有时候人多不如兵器优，天灾不如人心齐，做好自身比什么都重要。显然，这里的“人强胜天”同样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