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之用”与彬彬有礼
刘岩
若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礼”以其历史久远、内涵丰富、讲究等级及层次分明，贯穿于我们民族发展史中，博大精深。礼的本质，是制约人们的行为规范，在社会各时期，为维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秩序稳定起到了根本性作用。纵观“礼”在人类史河中的社会践行，无不与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息息相关。对“礼”在社会践行这一现象的观察研究，于今天社会所倡导的“彬彬有礼”之风尚，将大有裨益。
礼的产生，从字形上看源于祭祀。金文写作“
”，意为用谷物祭天，祈求上天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作为古人信仰行为的基本诉求和愿望。因此行为属理性的选择，故不随意，有规有矩，虔诚、执着、笃信，久而久之演变定型为一套礼仪制度，或者说是一种礼乐文化，并被世人所认可使用。此礼，后人归纳称之为周代之礼，始作者公认为是周公姬旦。当春秋社会无序之时，孔子曾大声疾呼“克己复礼”。礼的内容宏阔、纷杂、繁褥，它的出现与运用，人世间似乎规范化了许多。故而，历史上对礼的追求，成为人们世代不息的话题。
当今礼节，它看似简单，却是镌刻在人们现代文明举止上的一种重要标志。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礼的应用存乎一心，贵在和字上，它是做事最恰当的分寸，礼的作用才发挥到极致。不清楚礼的真面目，“彬彬有礼”，将为其所难。
礼，是礼乐制度所有的社会规范，从而产生了礼乐文化，从法律到道德无所不包。从诞生之日起便被执政者所主导，并把它作为一种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礼乐制度，或者说礼的本来面目，是针对执政者而言。强调的是敬畏与尊重，权利与义务，其中注重执政者之间的行为要求。所以古礼中有言：“礼不下庶人”，此语被现代人误解为是对劳动人民的一种歧视，其实不然。它实质是“仁政”的表现，它是想说明繁褥的礼节，不适于普通庶民之间遵守执行的一种规则。如同当今的反腐倡廉，是针对执政者而言的道理一样。
一、相礼，上位者为先。
西周时期是我国礼仪的成熟期，史料载，周代依“礼”交往，有着许多讲究。诸侯于春天晋见天子称之为“朝”，夏天晋见称之为“宗”，秋天晋见称之为“觐”，冬天晋见称之为“遇”，天子召见诸侯称之为“会”。《周礼·秋官》载曰：“南乡（向）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意思是说：会见之时，周王面南，向其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庶姓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往下动的“土揖”礼；向有姻亲关系的异姓诸侯，施以合手平推的“时揖”礼；向同姓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向上举的“天揖”礼。
《周礼·夏官》所记载的周王与自己臣下在朝议政之时的礼仪，既具王者风范，亦备此时的君子恭谦。记曰：“司士摈，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揖门右。大仆前，王入内朝，皆退。”用今天的话说意为：议政之时，各级官员与随从先期各就各位，司仪导引周王前来向入朝的臣子行礼。首先要来到孤、卿面前每人一揖；然后，再依次向排列的大夫们每人一揖；对两旁的士也要行三揖礼；对站立在宫廷左右侧门的随从各一揖。议政完毕，大仆前导，周王回内朝，各级官员各自退下。
我们从中看到，此时君臣之间相会，最为忙碌的恰恰是君主周王。没有我们所熟知的后世君主高高在上、一呼百应影像。
此时，还有一种迫不得已跪拜的礼节，那是由于彼时席地而坐之故。无论是礼制，还是史实，都有君向臣“跪拜”的记录，即行跪拜之礼。
据《礼记·曲礼下》记载：“（诸侯国）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同国始相见，主人拜其辱。”有许多学者认为“拜其辱”，即是行跪拜礼。《尚书》中也有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的史事。说的是商王太甲向大臣伊尹谢恩跪拜，行稽首礼；周公辅佐周成王代为摄政，平息暴乱，成王成人后还政，成王向周公稽首。稽首，《周礼》规定的最为庄重的大礼，即跪拜时头触及地面并停留片刻。《左传》则载有，因君与侯之间不对等的相礼而发生矛盾的事件。哀公十七年（前478年），载曰：“公会齐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
从以上的史载资料上看，先秦时期的国君既是礼的倡导者，也是礼的践行者，至少表面上看他们貌恭谦卑。怪不得《论语》中，孔子强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里，君子与小人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是当时社会成分最简单的一种划分方法。君子指执政者，小人指老百姓，并没有现今的鄙视之意。这种划分方法类似将现在的人划分为普通民众与政府官员一样。
我们所熟知的《礼记·曲礼上》，有这样一段话：“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讲的是君臣之间的路遇之礼。
以《春秋》历史的语境来读，大意是说：国君在路上遇到大夫，行以凭轼礼（手扶车前横木，身子前傾，以示敬意），大夫则以下车还礼。同理，大夫若遇到士，也是以这样的礼仪；至于众多的庶民之间不必强调此礼，只所以强调士大夫。因为士大夫是为执政者，依“礼”是知无不言的进谏者，与庶民不同。即便是他们言语过激，也不要以刑法加身，应受制裁的作乱者是不会轻易出现在国君身边的。这与《论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有着异语同共之妙，皆强调士大夫是经推荐选拔而任命的讲孝有德之人。以此看来，“孝”是立人之本，也是行“礼”的基础，即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是也。
二、孝道，双向性选择。
孝道，也称之为“人义”，是我国伦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用二十个字加以总结，叫做：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但孝道并非孔子所发明，它早于孔子而存世已久，只不过经孔子论述规范后，成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与孔子同时期的齐国人晏婴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起孝，便立即想到“忠孝”，这是后世在儒家们的不断改造下，出现了注重其下位的义务，而且是无条件服从的结果。特别是二十四孝故事的出炉，更是给孝道涂抹了一道愚蠢加血腥的底色，不可取，也不可信。其实，伤害自己而事父母尽孝，恰恰是不孝。孔子是反对愚孝的，他说“事父母，能竭其力”就可以了。（《论语·学而》）
孝道是必须要讲的，但这些有悖于孝道的初衷，不要忘记：只有父慈，才有子孝；君仁以后，才会出忠臣，他们相互作用、依赖。孔子的政治主张，或者说一生的追求，是礼乐制度下的仁治，让人们都过上安逸的社会生活，也就是人们常常所说的仁道，以人治国之道。所以，最初的孝道是双向选择，故有“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的说法。（《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按照孔子对各层次人的孝道排序来看，除尊者在前的习惯外，还明确地告诉人们，在这个道德体系里，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父、兄、夫、长、君。他们的慈、仁等优良行为，影响着子、弟、妇、幼、臣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上位的有着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你必须做到自己社会角色的完美，才能彰显仁治大道，呈现和谐盛世。每个人都懂得其中的道理，作为社会的基层单位家庭也就和睦快乐了。以亲情至爱为基础，以孝道为链接，如此扩展开来，社会安定的基础就有了保障。
一个社会的好与坏，更主要的是上位人决定的，权力者的责任更大，这是古人早已明白的道理。虽然先秦时期的爵位是世袭，但他们也必须有人帮助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所以出现了选拔贤才的制度。选拔贤才的标准，看其有没有孝道便是重要的参考之一。
《周礼·地官》讲到“旅师”一职，考察乡人的“德行、道艺”。负责将有孝道的人记录下了，以备考察选用。载曰：“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弟（悌）、睦姻、有学者。”设“师氏”一职，来教育公卿大夫们的子弟“三德三行”。载曰：“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
这些对孝道的重视，为后来的西汉王朝“举孝廉”官吏选拔制度，影响至深。
三、彬彬有礼，取决于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要真正做到彬彬有礼，首先言行要去伪存真。孔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此语不难理解，凡是花言巧语、善于伪装的人，是很少做到仁的。他固然表面上“彬彬有礼”，其实质却是混世之徒，一个伪君子，这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彬彬有礼。所以说，“仁”是做人的核心，是人的立世之本。什么是仁，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关爱，“仁者爱人”是也。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仁与孝之间的递进关系，有孝便有爱，有爱便有仁，孝生爱，爱生仁。如此，也就理解了“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论语·学而》）
今天我们如何深层次理解“巧言令色，鲜矣仁！”，对彬彬有礼的世风大有帮助，以防止巧言令色之徒对社会的危害。巧言令色的特色之一，忽悠。即专拣好听的说，夸夸其谈，用一张伶牙俐齿来安慰别人，鲜见有实质性行动和物质上的付出。此类人善于投机钻营，左右逢源。特色之二，讨好。取悦身边所有人，特别是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上层人物，没有是非观念，没有做人的起码原则。而且，希望人人都喜欢自己，都说自己有本事。此类人心里阴险，明明不喜欢一个人，却不表现出来，装作跟人很友好的样子，这非常可耻。当然，也非常可怕。
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上的严肃，希望人们都能依法而为，用正确的符合道德的方式来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先秦时期亦是如此，所以出现了礼法制度，人们习惯称之为礼乐制度，或礼乐文化。即“礼”就是国家的基本法，违礼即是违法。巧言令色之人违礼吗？表面上看似好像没有，遵命，顺从，但无德无仁。此类人即后世称之为“小人”的人，隐蔽性强，善于伪装，危害极大，不经意间侵害着社会健康的肌体，使之慢慢腐烂溃败，直至“礼崩乐坏”。这绝非危言耸听，历史上的案例比比皆是，还用着举例吗。请记住：君子坦荡荡。
其次，做事诚实守信。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论语·里仁》）意思是说，古人不会轻易地向别人承诺什么，是因为一旦做不到是丢面子的事情。古人非常重视诚信，在他们的心目中，一个人的承诺是必须要兑现的，否则会被他人看不起而打入另册。所以古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之说，更流行有盟誓来取得对方信任的仪式。
现代社会所谓诚实守信，大多往往仅仅挂在口头上。朝令夕改者有之，为利毁约者有之，坑蒙拐骗者大行其道，远远没有古人的那份执着与认真。在鲁国之都曲阜城，旧时有一处赫赫有名的盟誓之地——五父之衢（乱葬岗）。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人们常常带上祭品、血酒，写好条约，到此发誓。不单让神灵见证，还要诅咒不守承诺者，将会成为孤魂野鬼，无人祭祀，那种真诚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要知道，无论何时，假如没有了诚信，再完美的制度、法律也形同虚设。人人满嘴放炮，诚信缺失，道德必然沦丧，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多么可怕的社会。请记住：一诺千金。
再其次，做人不卑不亢。孔子说：“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此语是中庸之道的准确表达。礼是讲究规矩、分寸的，尺度的把握尤为重要，过于表达谦恭，则有献媚之嫌，屈膝卑贱没有了做人的底线。反之，傲慢无礼，霸气十足，处处彰显狂妄，则是一种世俗无赖之徒的表现。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一丝快慰，但人们对此往往嗤之以鼻。只有在合乎礼制的框架下，行人做事才能不被他人耻笑，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谦谦君子。
孔子又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大意是说：君子没有必要与别人相争。确有的话，那就来一次射箭比赛。赛前，先相互作揖谦让，然后上场。射完后，礼让而退下一起喝酒，这才是君子之争。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君子无所争”，并非不争，即使要争，也是不卑不亢、彬彬有礼的在制度规则下争。这反映了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强调谦逊礼让，又鄙视无礼的、不公正的竞争。
总之，孔子所提倡尊崇的礼乐制度，经后世的改造剪辑，我们难以看清它的真实面目。特别是孔子思想在汉时被挂上儒家的标签后，有许多背离了孔子思想的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思想不等同于后世的儒家文化。了解“礼之用”的真谛，对我国民族复兴、提高全民族修养，大有裨益。
2012年11月1日星期四
参考书目：《论语释注》杨伯峻，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80年2月第2版。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90年5月第2版。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编辑部影印，197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