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之用”与彬彬有礼 (刘岩)

日期: 201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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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用”与彬彬有礼

刘岩

 

若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礼”以其历史久远、内涵丰富、讲究等级及层次分明,贯穿于我们民族发展史中,博大精深。礼的本质,是制约人们的行为规范,在社会各时期,为维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秩序稳定起到了根本性作用。纵观“礼”在人类史河中的社会践行,无不与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息息相关。对“礼”在社会践行这一现象的观察研究,于今天社会所倡导的“彬彬有礼”之风尚,将大有裨益。

礼的产生,从字形上看源于祭祀。金文写作“礼之用”与彬彬有礼”,意为用谷物祭天,祈求上天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作为古人信仰行为的基本诉求和愿望。因此行为属理性的选择,故不随意,有规有矩,虔诚、执着、笃信,久而久之演变定型为一套礼仪制度,或者说是一种礼乐文化,并被世人所认可使用。此礼,后人归纳称之为周代之礼,始作者公认为是周公姬旦。当春秋社会无序之时,孔子曾大声疾呼“克己复礼”。礼的内容宏阔、纷杂、繁褥,它的出现与运用,人世间似乎规范化了许多。故而,历史上对礼的追求,成为人们世代不息的话题。

当今礼节,它看似简单,却是镌刻在人们现代文明举止上的一种重要标志。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礼的应用存乎一心,贵在和字上,它是做事最恰当的分寸,礼的作用才发挥到极致。不清楚礼的真面目,“彬彬有礼”,将为其所难。

礼,是礼乐制度所有的社会规范,从而产生了礼乐文化,从法律到道德无所不包。从诞生之日起便被执政者所主导,并把它作为一种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礼乐制度,或者说礼的本来面目,是针对执政者而言。强调的是敬畏与尊重,权利与义务,其中注重执政者之间的行为要求。所以古礼中有言:“礼不下庶人”,此语被现代人误解为是对劳动人民的一种歧视,其实不然。它实质是“仁政”的表现,它是想说明繁褥的礼节,不适于普通庶民之间遵守执行的一种规则。如同当今的反腐倡廉,是针对执政者而言的道理一样。

一、相礼,上位者为先。

西周时期是我国礼仪的成熟期,史料载,周代依“礼”交往,有着许多讲究。诸侯于春天晋见天子称之为“朝”,夏天晋见称之为“宗”,秋天晋见称之为“觐”,冬天晋见称之为“遇”,天子召见诸侯称之为“会”。《周礼·秋官》载曰:“南乡(向)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意思是说:会见之时,周王面南,向其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庶姓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往下动的“土揖”礼;向有姻亲关系的异姓诸侯,施以合手平推的“时揖”礼;向同姓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向上举的“天揖”礼。

《周礼·夏官》所记载的周王与自己臣下在朝议政之时的礼仪,既具王者风范,亦备此时的君子恭谦。记曰:“司士摈,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揖门右。大仆前,王入内朝,皆退。”用今天的话说意为:议政之时,各级官员与随从先期各就各位,司仪导引周王前来向入朝的臣子行礼。首先要来到孤、卿面前每人一揖;然后,再依次向排列的大夫们每人一揖;对两旁的士也要行三揖礼;对站立在宫廷左右侧门的随从各一揖。议政完毕,大仆前导,周王回内朝,各级官员各自退下。

我们从中看到,此时君臣之间相会,最为忙碌的恰恰是君主周王。没有我们所熟知的后世君主高高在上、一呼百应影像。

此时,还有一种迫不得已跪拜的礼节,那是由于彼时席地而坐之故。无论是礼制,还是史实,都有君向臣“跪拜”的记录,即行跪拜之礼。     

据《礼记·曲礼下》记载:“(诸侯国)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同国始相见,主人拜其辱。”有许多学者认为“拜其辱”,即是行跪拜礼。《尚书》中也有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的史事。说的是商王太甲向大臣伊尹谢恩跪拜,行稽首礼;周公辅佐周成王代为摄政,平息暴乱,成王成人后还政,成王向周公稽首。稽首,《周礼》规定的最为庄重的大礼,即跪拜时头触及地面并停留片刻。《左传》则载有,因君与侯之间不对等的相礼而发生矛盾的事件。哀公十七年(前478年),载曰:“公会齐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

从以上的史载资料上看,先秦时期的国君既是礼的倡导者,也是礼的践行者,至少表面上看他们貌恭谦卑。怪不得《论语》中,孔子强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里,君子与小人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是当时社会成分最简单的一种划分方法。君子指执政者,小人指老百姓,并没有现今的鄙视之意。这种划分方法类似将现在的人划分为普通民众与政府官员一样。

我们所熟知的《礼记·曲礼上》,有这样一段话:“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讲的是君臣之间的路遇之礼。

以《春秋》历史的语境来读,大意是说:国君在路上遇到大夫,行以凭轼礼(手扶车前横木,身子前,以示敬意),大夫则以下车还礼。同理,大夫若遇到士,也是以这样的礼仪;至于众多的庶民之间不必强调此礼,只所以强调士大夫。因为士大夫是为执政者,依“礼”是知无不言的进谏者,与庶民不同。即便是他们言语过激,也不要以刑法加身,应受制裁的作乱者是不会轻易出现在国君身边的。这与《论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有着异语同共之妙,皆强调士大夫是经推荐选拔而任命的讲孝有德之人。以此看来,“孝”是立人之本,也是行“礼”的基础,即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是也。

二、孝道,双向性选择。

孝道,也称之为“人义”,是我国伦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用二十个字加以总结,叫做: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但孝道并非孔子所发明,它早于孔子而存世已久,只不过经孔子论述规范后,成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与孔子同时期的齐国人晏婴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起孝,便立即想到“忠孝”,这是后世在儒家们的不断改造下,出现了注重其下位的义务,而且是无条件服从的结果。特别是二十四孝故事的出炉,更是给孝道涂抹了一道愚蠢加血腥的底色,不可取,也不可信。其实,伤害自己而事父母尽孝,恰恰是不孝。孔子是反对愚孝的,他说“事父母,能竭其力”就可以了。(《论语·学而》)

孝道是必须要讲的,但这些有悖于孝道的初衷,不要忘记:只有父慈,才有子孝;君仁以后,才会出忠臣,他们相互作用、依赖。孔子的政治主张,或者说一生的追求,是礼乐制度下的仁治,让人们都过上安逸的社会生活,也就是人们常常所说的仁道,以人治国之道。所以,最初的孝道是双向选择,故有“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的说法。(《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按照孔子对各层次人的孝道排序来看,除尊者在前的习惯外,还明确地告诉人们,在这个道德体系里,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父、兄、夫、长、君。他们的慈、仁等优良行为,影响着子、弟、妇、幼、臣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上位的有着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你必须做到自己社会角色的完美,才能彰显仁治大道,呈现和谐盛世。每个人都懂得其中的道理,作为社会的基层单位家庭也就和睦快乐了。以亲情至爱为基础,以孝道为链接,如此扩展开来,社会安定的基础就有了保障。

一个社会的好与坏,更主要的是上位人决定的,权力者的责任更大,这是古人早已明白的道理。虽然先秦时期的爵位是世袭,但他们也必须有人帮助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所以出现了选拔贤才的制度。选拔贤才的标准,看其有没有孝道便是重要的参考之一。

《周礼·地官》讲到“旅师”一职,考察乡人的“德行、道艺”。负责将有孝道的人记录下了,以备考察选用。载曰:“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弟(悌)、睦姻、有学者。”设“师氏”一职,来教育公卿大夫们的子弟“三德三行”。载曰:“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

这些对孝道的重视,为后来的西汉王朝“举孝廉”官吏选拔制度,影响至深。

三、彬彬有礼,取决于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要真正做到彬彬有礼,首先言行要去伪存真。孔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此语不难理解,凡是花言巧语、善于伪装的人,是很少做到仁的。他固然表面上“彬彬有礼”,其实质却是混世之徒,一个伪君子,这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彬彬有礼。所以说,“仁”是做人的核心,是人的立世之本。什么是仁,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关爱,“仁者爱人”是也。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仁与孝之间的递进关系,有孝便有爱,有爱便有仁,孝生爱,爱生仁。如此,也就理解了“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论语·学而》)

今天我们如何深层次理解“巧言令色,鲜矣仁!”,对彬彬有礼的世风大有帮助,以防止巧言令色之徒对社会的危害。巧言令色的特色之一,忽悠。即专拣好听的说,夸夸其谈,用一张伶牙俐齿来安慰别人,鲜见有实质性行动和物质上的付出。此类人善于投机钻营,左右逢源。特色之二,讨好。取悦身边所有人,特别是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上层人物,没有是非观念,没有做人的起码原则。而且,希望人人都喜欢自己,都说自己有本事。此类人心里阴险,明明不喜欢一个人,却不表现出来,装作跟人很友好的样子,这非常可耻。当然,也非常可怕。

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上的严肃,希望人们都能依法而为,用正确的符合道德的方式来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先秦时期亦是如此,所以出现了礼法制度,人们习惯称之为礼乐制度,或礼乐文化。即“礼”就是国家的基本法,违礼即是违法。巧言令色之人违礼吗?表面上看似好像没有,遵命,顺从,但无德无仁。此类人即后世称之为“小人”的人,隐蔽性强,善于伪装,危害极大,不经意间侵害着社会健康的肌体,使之慢慢腐烂溃败,直至“礼崩乐坏”。这绝非危言耸听,历史上的案例比比皆是,还用着举例吗。请记住:君子坦荡荡。

其次,做事诚实守信。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论语·里仁》)意思是说,古人不会轻易地向别人承诺什么,是因为一旦做不到是丢面子的事情。古人非常重视诚信,在他们的心目中,一个人的承诺是必须要兑现的,否则会被他人看不起而打入另册。所以古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之说,更流行有盟誓来取得对方信任的仪式。

现代社会所谓诚实守信,大多往往仅仅挂在口头上。朝令夕改者有之,为利毁约者有之,坑蒙拐骗者大行其道,远远没有古人的那份执着与认真。在鲁国之都曲阜城,旧时有一处赫赫有名的盟誓之地——五父之衢(乱葬岗)。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人们常常带上祭品、血酒,写好条约,到此发誓。不单让神灵见证,还要诅咒不守承诺者,将会成为孤魂野鬼,无人祭祀,那种真诚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要知道,无论何时,假如没有了诚信,再完美的制度、法律也形同虚设。人人满嘴放炮,诚信缺失,道德必然沦丧,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多么可怕的社会。请记住:一诺千金。

再其次,做人不卑不亢。孔子说:“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此语是中庸之道的准确表达。礼是讲究规矩、分寸的,尺度的把握尤为重要,过于表达谦恭,则有献媚之嫌,屈膝卑贱没有了做人的底线。反之,傲慢无礼,霸气十足,处处彰显狂妄,则是一种世俗无赖之徒的表现。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一丝快慰,但人们对此往往嗤之以鼻。只有在合乎礼制的框架下,行人做事才能不被他人耻笑,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谦谦君子。

孔子又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大意是说:君子没有必要与别人相争。确有的话,那就来一次射箭比赛。赛前,先相互作揖谦让,然后上场。射完后,礼让而退下一起喝酒,这才是君子之争。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君子无所争”,并非不争,即使要争,也是不卑不亢、彬彬有礼的在制度规则下争。这反映了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强调谦逊礼让,又鄙视无礼的、不公正的竞争。

总之,孔子所提倡尊崇的礼乐制度,经后世的改造剪辑,我们难以看清它的真实面目。特别是孔子思想在汉时被挂上儒家的标签后,有许多背离了孔子思想的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思想不等同于后世的儒家文化。了解“礼之用”的真谛,对我国民族复兴、提高全民族修养,大有裨益。

 

 

                    2012年11月1日星期四

 

参考书目:《论语释注》杨伯峻,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80年2月第2版。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90年5月第2版。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编辑部影印,197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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