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生涯，和安先生的教导是分不开的，从1985年4月第一次拜谒安先生，至2018年4月，33年间，或诣府请教，或电话请示，向安先生请教受学，我的进步和安先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对安先生的向慕，始于本科期间。这要从我的读书经历说起。
1978年，我考入徐州师范学院（现在江苏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的我，对历史谈不上了解，更谈不上什么爱好。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文革”中的农村中学完成，谈不上文化课学习。1974年初中毕业以后，因为是“右派”子女，没有资格上高中（当时高中按照家庭成份推荐入学，地、富、反、坏、右是黑五类，黑五类子女没有推荐资格），只能回到生产队作一个“半劳力”社员，务农半年后，在先父学生的帮助下以走后门的方式到离家40华里的农河中学读高中。当时实行“开门办学”，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下，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干农活，农业机械（当时主要是三机一泵：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水泵）倒是学了一些，其他文化课实在是不堪一提。对于历史只是在“评法批儒”过程中，接触过片段，知道一些所谓“儒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根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简称）上的评法批儒文章，似懂非懂地读一些“儒家”、“法家”的资料片段，出于好奇，读过一些法家人物传。1976年高中毕业不久，“文革”结束，先父意识到恢复高考在即，即督促我和兄长复习应考。但是，十年动乱，家中藏书（在我童年记忆里，家中藏书甚多，只记得有横排的有竖排的，还有外文，但不知道是什么书）包括文革前的中学教材都在“破四旧”时被付之一炬，没有任何复习资料，好在我的长兄臧铁华是66届高中毕业生，从初中到高中，都稳坐淮阴地区中学生数学、物理竞赛第三把交椅；而先父是江苏省宿迁高级中学语文教师，博闻强记，知识渊博，虽然是学中文出身，但熟悉数学、历史、地理，通英、俄、日几种语言，经常是一个人教几门课，一直是我心中英雄。我就是在先父和长兄的辅导下参加高考的。1977年冬，我和长兄通过省里组织的预考后进入统考，结果双双落榜。我本来不知道大学为何物，参加高考，就是为了离开农村，落榜以后，不想再考，认为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满脑子想的是另谋生路。而长兄和先父认为，落榜不是成绩原因，而是政审，于是坚持再考，遂于次年再次应考。我取在徐州师院，兄长取在淮阴师范专科学校（现淮阴师范学院）。不过，这并非我的成绩好，长兄考了413分，远在我之上，是淮阴地区第三名（后查明，77年长兄考了403分，也是淮阴地区第三名），我只考了379分。按照后来知道的当时江苏省标准，这两个分数都超过了多家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但在当时，影响录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未能进入重点大学和读本科，是因为年龄和其他因素。
78级学生是“十代同堂”——从“老三届”、“新三届”到应届高中生同在一个班级，年龄平均相差十岁之多，越是地方院校，这种差别越大。【1】同学之间的人生经历，思想观念，千差万别。有的是人民公社社员，有的是退伍军人，有的是工人，有的曾经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是革命干部，有的早已儿女成双，有的还是稚气未脱的少男少女。那些参加过“文攻武卫”、又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饱经风霜，历练干达；刚刚毕业的高中生还懵懵懂懂。彼此之间，理解能力，知识结构，相去甚远。但是，同学们的共同点是关心国家命运，追求事业和理想，积极进取，勤奋好学，当时的大学校园里春意盎然，一片风华。就我来说，无论是知识基础，还是理解能力、处事能力，都无法和那些“老三届”、“新三届”的同学相比，至于讨论当时的思想热点，如“实践是检验整理唯一标准”、“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等等，只能当个观众或者听众，无从置喙，只有听课、记笔记、读书，希望尽快缩小差距。至于读书内容，则是饥不择食，谈不上选择。尽管老师在讲课时曾开出书目，但当时图书馆藏书有限，同学们抢着借书，时常是有目无书，只能是逮着什么就看什么，没有什么专业方向，也没想过以后做什么研究。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既然离开农门，考进大学，读书能改变命运，就不能虚度光阴。
1978年是拨乱反正的一年，百废待兴，诸事草创，学校教学工作是名副其实的急就章，离开教学研究岗位十年之久的老师刚刚从农村、厂矿、中学返回高校，没有系统的教材，也没有相应的参考资料，教师之教和学生之学，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着较大的自由度，至于学科发展更不明确。幸运的是，当时的徐州师院，有一批因各种历史问题被下放到苏北的学者站在教学第一线，首先给我们上中国古代史课的是臧云浦先生和王云度先生。臧云浦先生曾任中央政治大学教授，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短暂地任教于武汉大学，后调回苏州与师母团聚，任教于南菁中学，1957年，江苏师专成立于无锡，臧先生调入该校，身份是教员，次年学校北迁徐州，更名徐州师范学院，臧先生随迁徐州，和师母两地分居，直至退休。臧先生在江苏社科界德高望重，是徐州师院历史系的实际创办人，具体工作由王云度先生负责。我们入学时领取的唯一完整的教学参考书就是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纪年》和《中国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2】。这是两本不带有价值预判的教学参考书，《纪年》是1949年以后大陆第一部简明编年体加纪事本末体通史，《表释》纯粹是简明制度通史加上资料汇编，一册在手，对古代王朝演变、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职官制度、选举制度、军事制度，既可以有系统了解，也可以知道资料门径。王云度先生讲通史课的上半段。其时，臧先生年逾花甲，亲执教鞭，先后给我们讲授通史课的隋唐、明清部分，和王先生合开秦汉史研究专题课，是最受欢迎和尊敬的老师。
学习历史有个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刚入学时基础最差，而教学内容却最为艰深难懂。先秦秦汉史都是一年级学的，那时一点基础也没有，学起来十分吃力，资料解释、理论分析、社会性质，对于我来说都是似懂非懂。好在王先生讲课精细，臧先生时常给我们做读书指导，在介绍学界名家的同时，指示读书方法，才初步掌握一些读书门径，在听专题课过程中，才有所体会。我就是在听课过程中，知道安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