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伯华（1885～1955年），谱名繁棣，号不龟手庐主人，山东曲阜人。中医学家，他与汪逢春、萧龙友、施今墨并称北京四大名医。学自家传。
孔伯华早年任北京外城官医院医官，1929年被选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主席，率请愿团赴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收回“取缔中医”的成命。后与萧龙友合办北京国医学院并任院长。新中国建立后，孔伯华任卫生部顾问、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他也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学术上，孔伯华主张病必求其本，临证注重湿与热。他以善治温病著名，更以善用石膏一药，为医林所景仰。其著有《时斋医话》《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孔伯华医集》。
孔伯华幼年时，颖悟异常，善于提问，他六岁入私塾学习，启蒙老师教他《百家姓》时，他问，为什么“赵钱孙李”在开头呢？学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以后，他就早早起来打扫卫生。年纪稍长后，他攻读经书，并随父宦游各地。后以母病，遂立志学医。十六岁时，孔伯华移居河北易州行医，于当地与名医狄虎堂等人交善。后又于二十五岁时在北京外城官医院任职，与当时名医张菊人、陈伯雅等共事，砌磋学问。1929年，他曾参与奋起反抗当时政府拟消灭中医的活动，并于同年与另一名医萧龙友共办北京国医学院，培养较多的中医人才。他平时喜用并善用石膏，故有“孔石膏”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人称“北京四大名医”之一。
1929年，汪精卫反动政府意欲消灭中医，他便联络同道在京师创办了医药学会，奔走呼吁，被推举为联合会主席到南京请愿谈判，终于使政府取消了前议。同年，孔伯华与萧龙友共创中国第一所医学高等学校“北京国医学院”，邀请各地名医并肩作战，辛苦操劳，在沉重的中外当局压力下培养出了大批的下一代中医人才，这些学生也都是成绩卓著的栋梁之才，在其后中医元气大伤的情况之下，承担起了继承和发展中医的重任。
孔伯华在医学上，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经验。他认为中医在临床上不仅是单纯的看其局部的病，而且应该照顾到病人的整体，特别强调“元气”。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曰阴、曰阳；要者：六要，曰表、里、寒、热、虚、实。“两纲六要”，不能平列。在治学方面，首先应熟读《内经》，参悟经旨，不泥于古，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在诊断方面，脉贵于神，意在匀和。在病机方面，在正气受伤的原因中，他首先强调脾为后天之本，以及脾胃与肝的关系，尤其重视肝脾关系，主张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系于脾胃。临证注意脾湿和肝热。在外感温热病方面，他认为人体内的郁热伏气，是感受温热病的主因。
他善用石膏，是从躁、渴、喘、呕四处着眼，在他的著作《时斋医话》中讲述很详：“诸石膏之疗能，其体重能泻胃火，其气轻能解表肌，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斑，宣散外感温邪之实热，使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而过之。治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尤为特效，并能缓脾益气，邪热去，脾得缓而元气回；催通乳汁，阳燥润，孔道滋而涌泉出；又能用于外科，治疗疡之溃烂化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
民间因他善用石膏，对他有“石膏孔”的称誉。孔伯华又善用鲜药，如鲜藿香、鲜佩兰、鲜薄荷、鲜藕、鲜荷叶等，取其芳香清轻，清灵通窍，除秽透达。
孔伯华用药的特点，可以总结为“虎啸龙腾”。他遣方用药必先辨证精详，对证用药，并无门派的偏倾。他认为不论是祛邪还是扶正，都是为达到恢复和补养元气的目的。扶正即为祛邪，祛邪亦可扶正，孰前孰后，应因人因地因时而决，不可先有主见。他认为只要辨证准确，则“参、术、硝、黄俱能起死；芩、连、姜、附俱可回生”。要对证下药，不可执于成方。若固执于某方以治某病，则是犯了“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的错误。他的药方，亦如虎啸龙腾一般气势恢宏。他用石膏，有用之达数斤者，虽用量惊人，却常有起死回生之妙，足见其辨证极其精准，而且对病情的把握也能做到成竹在胸。
孔伯华治病的特点是注重整体，强调元气。他认为不可以只知治病，而不顾护人体的元气。他还十分强调辨证论治，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
他提出了将中医理论中重要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八纲，分为“阴阳”两纲和“表、里、虚、实、寒、热”六要的观点。从中医学的临证学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切合实际，也很实用的诊断方法。他说，“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要者六要，曰表里虚实寒热。”在中医辨证纲要上，又进行了一次明确的划分。
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因医术高超，更因高风亮节，倍受各界人士尊重。党中央选定孔伯华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孔伯华一生操劳，在1955年3月10日，他在出诊过程中身体突然感到不适，但仍勉强为六位病家诊治。其后便回家调养，不料从此一病不起，享年七十一岁。他去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亲往寓所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