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文献与古史研究
彭庆涛
以曲阜为中心的汶泗流域是华夏文化的原发性区域，在研究原始文明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汉代文献所带来的困惑，为辨别两汉文献的真实性有必要其进行必要的考证和辨析。
汉代是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史上获得辉煌成就的时代，继往开来，早已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上通古达今的里程碑。汉代文献也是我们研究先秦史无法替代的范文资料，特别是研究史前史，除考古发掘资料外，都必须走进汉代文献中去。然而，汉文献资料的繁杂与不确定因素，又给先秦史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从事先秦史特别是史前史的研究，就不得不首先研究汉代文献。
汉代文献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是继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趋向于统一、又经秦“焚书坑儒”的背景下，通过官司方的诱导，逐形成一个文化群体，其学术文化特点是以经学为外壳，以整理和注解经书为主，编撰讲解相结合。尽管在这个学术群体当中又有着门派之分，甚至派别之间也曾进行过相当激烈的斗争，但作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又都尊孔子为圣人，把儒家经典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都以经书为思想资料来阐发自己的全部理论，在政治上，它们都谄媚于封建统治者，鼓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理论，维护封建皇朝政治上的统一和封建帝王的权威，在社会伦理思想上，它们又提倡三纲、五常、六纪等封建道德信条，使儒家宗教化，经学神学化，孔子教主化。再加上谶纬迷信思想的贯通，便形成了汉代学术文化的主流色彩。这个文化群体中，无论是在朝在野，都积极兴办教育，聚徒讲学，传授各种知识，通过他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经生，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学术活动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因此，经过他们之手编撰、整理、注解的各种文化典籍，也就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翻开先秦的文献典籍，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能看出汉人思想的影子，亦可证一斑。
在这里，笔者绝非是受疑古思潮的影响，更不是否认汉代文献的真实性和利用价值。而是想说明在利用汉代文献资料时应作具体的分析。应该说汉代文献典籍是我们研究历史最珍贵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先秦及史前克，离开了汉代文献将是空洞的假想。然而，汉代文献又确有不实的成分，既是先秦文献也大者经过汉人之手，在追述先秦史时，其思维模式大都比较固定——以汉代大一统的专制国家去比浮以前的历史，这本身就是时代的印痕。汉代学术思想文化经中国先秦历史的研究打了一个大结，使人们不得不在汉代文献里迂迴，这也是疑古思想产生的根源。汉代以后，思想上统一到孔子，政治上认可到秦制，学术上归正于儒术，社会伦理上则极力提倡仁义道德，在思想、政治、社会伦理之上又加上天命，将封建统治者的意志神圣化，从而也使学术思想僵化。对于秦朝以前的历史，也就在汉文献或汉人经手过的先秦文献中给固定下来了，对于商周春秋战国及秦史的描述，由于当时文献较多，所记真实程度较高，而对夏以前的历史，因不合于汉时大一统的社会状况而被汉人以时比浮，加之文献资料的最初来源必定是口头转述，本身就带有不确定的因素，因之对古史的描述就必然会出现偏差。以《史记》来说，史记所记历史的真实程度是相当高的，当然，历史上学人也曾动摇过对《史记》的信心，甲骨文，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周原甲骨文又证明了《周本纪》颇为可信，一系列考古发现在不断地对《史记》的真实性进行着印证。然而，对于上古史来说，《史记》确确实实存在着问题！如说帝喾，《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A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北放勋立，是为帝尧。”《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B氏之女，为帝喾次妃，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吞之，因孕生契。”这里亦出现帝喾第三个夫人——简狄。又见《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由此又出现帝喾第四个夫人，且称之为“元妃”，由以上三段记载可知“帝挚”、“帝尧”、“殷契”、“周后稷”为史弟四人，这是否太荒诞了，且在《五帝本纪》中言帝喾时，仅提陈锋氏、A訾氏二女，而在《周本纪》中说姜原为“元妃”，《殷本纪》中言简狄为“次妃”，元妃、次妃不见于帝喾本纪中，而三、四妃撰于其中，岂不怪哉？对于这样一类明显的问题还能举出许多。因此，研究上古史就必须对汉代文献进行研究。
当然，这里所说的汉代文献亦包括汉人经手的先秦文献，也包括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文字资料。
一、 两汉学术风气的背景及原因
自春秋至秦，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符合于奴隶制时期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到春秋末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空前的经济繁荣，对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于当时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各有自己的态度和主张、愿望和要求。这也就是“百家争鸣”产生的阶级基础。当时的“士”，是对知识分子的通称，他们一部分是奴隶社会的“士”转化而来，一部分是从地主和平民中涌现出来的。他们虽然不是一个阶级，但都必须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他们走公室，跑私门，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任用。由于他们所投靠的阶级和集团的不同，或出身不同，他们成了各阶级在思想上的代言人。同时，各个诸侯国的国君及大贵州也都招揽大批知识他子为自己服务，这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的“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士”则各持一说，在诸侯之间奔走游说，略为著名者，还争收门徒讲学，即《荀子·儒效》所言“率其群徒，辩其谈说”。各个学派也就在诸侯割据，没有文化专制的前提出来下获得了发展的机会。故而有了诸子百家， 有了百家争鸣，有了百家的著书立说。随着秦国的崛起，诸侯间的称霸战争逐渐变成同一的性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各派之间也显得较为宽容，相素有渗透而导向于统一，《吕氏春秋》的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
到了秦代，文化学术思想的蓬勃发展及其自由性，有忌于统一国家推行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于是一场文化灾难便出现了。《史记》对此作了详尽记载：
“‘臣（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支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这场灾难，几乎毁尽了民间藏书，但是，皇宫中博士官还是保存了国家的藏书。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死秦王子婴，焚烧阿房宫，大火三月未灭，把秦皇宫连同官藏书籍资料也给毁灭了。后幸箫何随刘邦攻入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萧相国世家》）。
汉朝政权建立伊始，对秦朝的灭亡进行了彻底的总结，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一改秦时的治国方略。秦时在意识形态上采用法家思想治国，秦朝的灭亡也就意味着单纯用法家思想统治国家是行不通的，在当时经济雕敝、民无盖藏的社会现实下，采用道家的无为而治，“废秦苛法，与民便始，”就是争取民心，稳定形势最重要的举措。这时在秦时备受压抑的诸子百家及其代表人物又活跃起来，聚徒讲学，思想争鸣，一时又仿佛重现战国时代的盛景。这就给儒家学派提供了一个发展和改造自己的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儒生们可以根据封建庥权统治的需要，开始了儒学自我改造的历程。于是申培公传《鲁诗》、伏生传《尚书》，高堂生传《礼》，田何传《易》，等等。刘邦启用儒生叔孙通制定朝仪，使刘邦“知为皇帝之贵”（《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于是刘邦开始重视儒学，于公元前195年亲自到曲阜孔庙以太牢祀孔子，为儒学与政治的结合开辟了道路。不过这时汉朝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必须与民休息，于是标榜“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恰好适应了当时形势的需要，这样，黄老之学便成为汉初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刘邦的尊儒也仅仅是表现在形式上。这时的儒学大师如申培公、伏生、高堂生、田何等人，也大都在野聚徒讲学，儒学自身的改造还没完成，因此，还不能完全适应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
汉武帝时期，西汉皇朝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政治、经济、边事力量已达到空前的兴盛，与此同时，以孔、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经过一系列的改选终于在董仲舒手里完成了向新儒学的转变西汉皇朝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条件也成熟了。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对策中首倡创立太学的主张：“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此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下诏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又令出没无常相公孙弘等制定设立太学的计划，不久即批准了公孙弘提出的创立博士弟子员的的制度，并在长安建筑校舍，汉代太学正式诞生，成为当时的最高学府。
太学刚设立之时，仅仅有五个五经博士，每博士下有十个博士弟子员，因为人数很少，因此当时正式的博士弟子只能由太党推选贵州官僚子弟充当。另外还有一些旁听生，即由地方选送的“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知识分子。在学人员经过考试，只要能通一经以上者，即可以依次补官。这样，太学便成了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因此其规模便不断地扩大，汉昭帝时，太学生增至百人，宣帝时增至二百人，元帝时增至一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为太学建造了可容纳万人的校舍，可想规模之大。
两汉太学创造了新的教学模式，它一方面开设大班上课，一方面以高足弟子传授低年级学生。由于学生太多而老师和课堂太少等条件限制，它又允许学生更多地通过自学和向校外专家求教提高自己的水平。另外，两汉政府还在各地方郡国设立学校，教育地方的地主官僚子弟，汉武帝时下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东汉时郡国学校更多，班固《东都赋》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除官学之外，私学在两汉时亦出现繁荣的局面由经师大儒自立的“精舍”、“精庐”相当于太学，“学馆”、“书馆”、“书舍”、“学蒙”等相当于小学。
太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等，因此，儒家经典的纬书之作也就大量涌现。这就引发了以经学为外壳，以整理和解说经书为中心的两汉学术文化之风，以汉初大儒所整理的经书为国家设立的官学之用，称为今文经。西汉中期以后一些用古籀文书写的经书如《古文尚书》、《逸礼》、《周官》、《毛诗》和《春秋左氏传》等逐渐被发现并在民间传授，这些用籀文写成的经书称为古文经。今古文经的主要差别在于对经文解释的基本观点的不同。于是出现了今古文经学之争。由此可见，汉初思想领域的斗争表现为诸子余绪的活跃，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思想领域的斗争则表现为经学内部的分裂和异端思想的突起。这也就是两汉思想学术文化最突出的特点。
二、 两汉文献及其思想倾向
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在政治上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再加上王国势力的，强大，政出多门,西汉皇朝还没有巩固好其政治基础,文化专制主义还尚不能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曾被秦朝压抑的诸子百家又活跃起来。各家又都出现了一些代表人物，也大都有著作流传，如儒家有伏生、叔孙通、申公、董仲舒、辕固等人，其著作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有《易》、《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大学》等许多记载；道家有盖公、曹参、陈平、田叔、王生、雋不疑、汲黯等，其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孙子》、《捷子》、《曹羽》、《郎中婴齐》、《臣君子》、《郑长者》、《楚子》、《道家言》等；法家有张恢先、晃错、张汤、杜周等，其著作有《晃错》、《燕十事》、《法家言》等；阴阳家有张苍、夏侯始昌、夏侯胜等，其著作有《五曹官制》、《周伯》、《卫侯官》、《天下忠臣》、《公孙浑邪》、《杂阴阳》、《张苍》等；纵横家有蒯通、邹阳、主父偃等，著作有《蒯子》、《邹阳》、《主父偃》、《除乐》、《庄安》、《待诏金马聊苍》等。这些百家代表人物在继承先秦诸子百家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互相攻讦，同时他们又都想博得封建统治者的认可。因此，他们又相互吸收从而自我改造。
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被列为官学，有了官学以后，讲经便成为官职，学经是走向仕途的重要途径，于是经学盛行。经师以经书为教材，通过口头讲说或整理讲义进行教学。这样便涌现出大量的编、撰、注解合一的文献著作。据统计，仅西汉时期对经书的解释就多达一百余万种，《汉书•艺文志》记载：六艺有103家，诸子189家，著录六艺的有3223篇，后来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校勘古籍时、仅《管子》一书就收集了564篇不同的版本，《荀子》一书300余篇。
经学被列为官方统治思想后，出现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史记·儒林传》)。为了迎合两汉统治者的需要，今文经学越来越多地与谶纬迷信相结合，使儒家宗教化，它随心所欲地解释儒家经典，又将统治者神化，使自身变为政治的说教。同时，由于经文经学在传授中必须遵守严格的师法和家法，经学博士为了形成对经典的垄断，解经越来越烦琐，流弊所及，辄洋洋万言，空洞泛味，“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儒林传》)。尚书大师秦延君用了十余万字来解释“尧典”二字。解释“曰若稽古”四字用了三万多字。正当今文经学垄断教育和学术的西汉后期，新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今古文之争并不在于书写文字的差异，而是他们对经文存在有不同的观点和解释，如对《春秋》的解释，“春王正月”：古文经《左传》的解释为：“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今文经的《公羊传》解释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易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再如对“春用田赋”的解释，《左传》：“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公羊传》：“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用田赋也”(见《春秋三传·隐公元年》)。从今古文经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古文经偏重于史实的解释，今文经是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挖掘其中的微言大义。
哀帝时期，今古经之争达到白热化状态，刘歆上书要求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立为官学。攻击今文经“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古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破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实情，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汉书·刘歆传》)。刘歆上书引起朝野震动，今文经师时任光禄大夫的龚胜以“气骸骨”相要挟，大司空师丹上奏说刘歆“改乱旧章，非殷先帝所立”(《同上》)。在朝今文经师也对刘歆群起而攻之。刘歆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只得请求到外地出任郡守。这场斗争相当激烈，尽管他们都是打着宏扬圣人法术的招牌，但实际上确是两派知识分子争名夺利的斗争。
王莽秉政以后，为了寻找篡汉的理论根据，对古文经《周礼》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重用刘歆并接受刘歆建议，下令将古文经立为官学。但王莽为了取得知识分子的支持，也并不排斥今文经学。他篡汉以后，不仅没有取消今文经学的官学地位，而且还大力利用今文经学中的所有对他有利的东西。他在当朝时，对今古文经师们一样看待，很明显，王莽对今古文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到东汉后期，尽管今文经学一直被立为官学，但由于与谶纬迷信相结合，日渐逝去学术生机，而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使其影响越来越大，再加上古文经学通训诂，在学问上胜过今文经学，也是古文经学上升的原因之一。古文经在传播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大师和著作，如贾逵著《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今古文尚书异同》、《齐、鲁、韩诗与毛诗异同》、《周官解故》，许慎著《五经异义》、《说文解字》，马融编注《孝经》、《论语》、《毛诗》、《周易》、《三礼》、《尚书》等等。
郑玄是古文经学家张恭祖和马融的学生，年四十聚徒讲学，弟子众至数千。因党锢事被禁后，潜心著述，以古文经为主，兼收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的注述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百余万言。至此，长达二百多年的今古文经之争已近尾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谙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襄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
汉代文献是两汉思想学术文化的沉积和见证，他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即便是先秦的文献，也大多能看到汉代的影子，这当然与两汉思想学术文化相关联，诸子之间的斗争，学派之间的斗争，经学今古文之间的斗争，是知识分子之间围绕封建统治思想的构架产生的分歧，是对同一问题不同观点的阐发和解读。其根本目的都是在总结素亡教训的基础上勾勒适应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理论框架，都有谄媚于封建君主的性质。因此他们在解读上古史的时候，仍以大一统的封建统治制度去比浮。在整理和注释先秦文献时或删、或改、或篡其原义，在儒家伦理的指导下，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古代历史的其实面目，因此，有人说：“汉代是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史上获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落后性、反动性开始集中成为某种理论体系并广泛为害的时代”(《中国文化梦》傅正谷著)。从对古史研究的角度上来说，这句话确有道理。
三、运用汉文献应注意的问题
关于先秦史料在汉代时能留下多少，从后世的学术定论看，由于秦“焚书坑儒”，杀害知识分子，毁灭文化学术，将民间藏书毁灭殆尽，官方之藏书又毁于项羽之手，至此，先秦图书典籍绝迹。然而，翻开汉史细看确并非如此。东汉时，学人巳对先秦原始书籍是否留存的问题就开始争论，如许慎在《说文解》中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而王充在《论衡·书解篇》中却说：“秦虽无道，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司马迁也说：“《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史记·六国年表序》)，“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至少在司马迁时期，还仍有许多遗文流传。《史记》中所提及的先秦文献至少有近80种，如《五帝本纪》中言及《尚书》、《春秋》、《国语》；《殷本纪》中言及《诗》，直至列传，言及诸子数十篇。司马迁所言书目是否他本人都见到过，我们不得而知，而所见之书的来历我们只能知道大概。
秦汉之际，由于社会动乱，再加上焚书以后的挟书之禁，学术文化事业受到严厉封杀，“秦拨去古文，禁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仪礼，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史记·大史公自序》)，“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今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己，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待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汉书·艺文志》)。由此可见，先秦文献在汉代时确有存在，然而也已是七零八落。官府之书再加上刘向父子的加工整理，究竟还能保持多少原始面貌呢?
保持上古史本来面目的文献资料在西汉时已经为数不多了，再加之王莽篡政时，刘玄起兵，赤眉攻入长安，纵火焚烧宫，一把火把三万藏书毁于一旦。以刘歆主的一批儒家文人便托古改制，他们揉和了择写史书作者自身思想意识观念及现实社会思想文化学术观念，这种影响、干扰和制约，使他们整理过的东西均带有维护封建统治的性质。从而掩盖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那么，在研究上古史时，如何看待汉代文献呢?
第一，汉代文献里每每提到上古史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以神话代史，而且越是时代较远的人物，神话色彩就越浓厚，从开天辟地之盘古、炼石补天之女娲的不知所出，到伏犠、神农之人神感孕而生，再到唐尧、虞舜的系统家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其中的最大原因，就是人们对远古时期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的某些发明创造事实的人格化所造成的。如燧人氏、神农氏、伏犠氏等，从他们的名子上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将人工取火、土地耕种、渔猎等远古先民们经过长期与大自然搏斗的艰苦实践才发明的东西而用三个“氏”给人格化了。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们或多或少都存在这种人格化的问题。因此说，人们在传颂自己的祖先时，往往会把他们的事迹和作用加以夸大，使后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由少数才智非凡，贡献巨大的英雄们创造的。所以，我们在阅读和分析汉代文献时，应始终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武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为指导原则，对文献做具体的分析，去伪存真，力求实事求是，客观公证。结合考古发掘资料，来寻找能够说明那个时代有价值的东西。通过具体的传说、神话、人物来考察一个时代的社会情况，才不致于陷入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中去。
第二、在查阅和运用古代文献时，应特别注意儒家以外的诸子文献，它们自汉代以后属非官方倡导之书，对其加工改造的成分相对较少。官方正史的记录因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和制约，如《史记》最早的历史从五帝开始，且仍受大一统思想及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而儒家以外的诸子，则往往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性。如《庄子·盗跖篇》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亦云：“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等等，大致反映了上古史的本来面目，一是印证了享利·摩尔根、恩格斯所说的“母系氏族”社会，二是与考古发掘资料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早期文化”等相统一，因此应该说这类记载的确讲述了历史的其实性。
第三、在查阅和运用古代文献的同时，应与民族学资料相对应。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致使一些现存的民族中依然保留着许多原始社会的痕迹，这对于我们研究原始社会史，无疑是很好的活化石。许多古代文献中的记述，都能在民族学资料中找到印证，汉文献中的许多记述，即亦如此，因文献资料较多，在此故不作铺陈。另外，文字学资料亦不可或缺，如许慎著《说文解字》，亦多能反映出许多历史的真实的东西。
第四、汉代文献资料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作为历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它仍然是不可多得的原始素材。因此，除现代考古发掘资料、民族学资料、文字学资料外，汉代文献便是通向上古的不可逾越的文献资料。我们不能因为它有篡改历史的因素而抛弃它，尽管它对上古史是以神话代史，然而，任何神化传说都不是无缘无故地编造出来的，它是在无文字的时代通过口头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史诗，虽有不实的成分，但确有真实的内核，无论汉代人怎样加工和曲解，能够说明其真实内核的因素依然存在。如黄帝、神农等人的人神感孕而生，大致说明了他们所处的时代，虽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但母系血缘的纽带尚未彻底脱离的社会事实。因之，研究古史，汉代文献仍是最重要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