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戾太子之狱
作者：孟祥才
摘要:
戾太子之狱是对晚年的汉武帝身心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此一父子相惨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实际上源于对“独占”、“排他”和“终身制”的皇权的争夺,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此一事件促使汉武帝对自己的活动进行深沉的反思,从而导出治国之策由“多欲”到“无为”的回归,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正文：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较久的帝王之一,他从公元前140年(建元元年)17岁时登基，到公元前87年(后元二年)以71岁高龄辞世,在龙庭里稳稳地度过55个春秋。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汉武帝以他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篇章。其间,有血雨腥风的惨烈搏战,有大刀阔斧的锐意改革,更有洋洋盈耳的歌功颂德,偎红依翠的尽情享受,还有骨肉相残的旷世悲剧,垂暮之年的无奈与诀别....65岁以后,对汉武帝身心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戾太子案。此-案件展露的帝王阴暗心态,人间骨肉情怀,特别是忠贞之臣的胆识和奸佞之臣的嘴脸,在中国封建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历史上发生的许多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都受着必然性的制约。戾太子一案也是如此。你看,如果汉武帝在征和二年(前91年)以前寿终正寝,戾太子就会顺理成章地接班,惨案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戾太子在此前不管什么原因死去,惨案也不会发生;如果此时没有江充从中.挑拨离间,也就排除了惨案发生的可能。此外，还可以举出一些“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如果的出现,都会使惨案丧失产生的条件而胎死腹中。然而,这些“如果”都没有出现，惨案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并对汉武帝晚年的重大决策产生了深巨的影响。不可否认,戾太子一案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但是,这些偶然因素的背后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活动,这只手就是“独占”、“排他”、“终身制”和“世袭制”的皇权。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延至大统的秦汉皇朝,国君终身制、君位世袭制就成了社会认可的制度。君权无限,不受限制,君位独占,绝对排他,也成为不容怀疑的理念。由此,觊觎和篡夺君位的外姓臣子就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巨奸大憝,而法定君位继承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则被相对宽容了。因为皇权的诱惑力实在太神奇,对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也就在骨肉至亲间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惨剧。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屠戮的事件不绝于史,戾太子一案就是父子因争夺皇位而酿成的惨剧。
汉武帝雄才大略,是在历史上留下震古烁今功业的伟大帝王,又是一生好色不倦,不断变换宠妃的雄精天子。由于帝王的享受太令人心醉,他千方百计追求长生不老。长生不老不可得,他只能依据传统和制度预立太子，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皇位继承人。不过,父与子,皇位的占据者与继承人之间也是有矛盾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多数是改易太子,由儿子弑父或逼宫夺位以解决矛盾则是少数。戾太子一案是汉武帝与其预立的法定皇位继承人之间矛盾积累的结果。
△汉武帝
汉武帝17岁登基。他的第一个皇后陈阿娇乃自己的表姊妹。因为他们的结合是一次政治联姻,正是这次联姻使他从哥哥刘荣那里夺得了太子之位。但他与陈皇后之间却毫无爱情可言,陈皇后也未给他留下一男半女,最后被废居长门宫,在孤苦凄清中,度过了后半生的岁月。武帝登基数年后,在姐姐平阳公主家了遇到了年轻漂亮、歌喉清丽、舞姿绝伦的卫子夫。尽管她出身卑微,还是被武帝收入嫔妃之列，一时宠冠后宫。她连为武帝生下三个女儿,元.朔元年(前128年)又生下儿子刘据。年近而立的汉武帝因得子兴奋异常,当年三月,卫子夫即被立为皇后,成为武帝嫔妃中获得皇后名分的两个人之一。元狩元年(前122 年)刘据被立为太子,他就是死后被谥为“戾”的那个悲剧的主角。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刘据的太子地位是.相当巩固的。这是因为，一、他是武帝下诏预立的法定继承人,已经布告天下,在全国臣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权势集团。他的舅父卫青在其出生前已任车骑将军,主持对匈奴的军事。元朔五年(前124年)又升任大司马大将军,成为武帝新设立的朝廷最高决策机构中朝的首领。元狩元年(前122年),他的表兄衢去病任骠骑将军,同舅舅卫青一起,驰骋在征伐匈奴的战场上。后来,霍去病也官至大司马,成为朝廷最显赫的官员。十多年的对匈奴战争,使汉皇朝取得了开疆拓土的巨大胜利,也造成了以卫青、衢去病为代表的军人权势集团。在他们周围,有一大批功勋卓著的军人,其中,李广、张骞、公孙贺、李蔡、曹襄、韩朔、苏建、李息、公孙敖、李沮、张次公、赵信、赵食其、郭昌、荀彘、路博德、赵破奴等,皆有名于时。他们或出将人相,或为九卿郡守,-时间成为朝廷政治的重心。有这样的权势集团为后盾,刘据的太子地位之巩固,自不待言。三、相当一段时间内,汉武帝对刘据寄以厚望。因为武帝29岁时才有了这么个儿子,实在是喜不自胜,所以加意培养,期盼他成功接班。“少壮,诏受《公羊春秋》 ,又从瑕丘江公受《谷梁》。及冠就官，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有以异端进者” (《武五子传.太子刘据》)。元鼎四年(前113年) ,武帝为刘据纳史良娣,不久生子刘进,使武帝喜得长孙。后来,虽然汉武帝发现刘据“性仁恕温谨”,才能平平,“不类己”,但观察王夫人李姬、李夫人生的四个儿子也毫无出众之处,所以并没有改易太子的打算。而当卫子夫和刘据因感到宠衰不自安时,汉武帝还特意让大将军卫青传话给他们母子说:“汉家庶事草刨,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联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武帝征和二年)这里,武帝的.表态显然不乏主观的真诚,以致感动得卫皇后“脱簪请罪”。当然,他们父子之间在观点和政策上并非完全-致。如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武帝坚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则主张用怀柔之策缓和彼此的关系。一次,面对太子的进谏，武帝笑着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武帝征和二年)然而,这些分歧并没有使武帝产生改易太子的念头。一方面因为太子已经长大,虽不像自己一样有着宏图远略,但是可成为守成之主。另一方面,因为太子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卫氏权势集团,改易太子必然引起朝野的震荡。况且,此时的武帝子嗣中也找不到一个在品格和才千方面超越太子的人。所以,武帝不仅没有改易太子的念头,而且创造条件让他参与政务,以便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上每行事,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武市征和二年)。
然而,时间可以改变人，更能够改变事物。刘据的太子地位并不总是安如磐石,因为构成他地位稳固的那些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首先,随着大规模对匈奴和其他周边少数民族战争的结束,军人权势集团的地位逐渐削弱。元狩六年(前117年),如日中天的霍去病英年早逝,使卫氏集团失去最具发展前途的栋梁之材。紧接着,卫青的长子卫伉“坐法失侯”。五年以后,卫青的另外两个儿子,阴安侯卫不疑、发干侯卫登,“皆坐酎金失侯” (《卫青覆去病传》)。元封五年(前106年) ,大将军卫青病逝,卫氏集团失去了最后一棵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这样,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就没有了最有力的奧援。其次,随着卫子夫年老色衰,汉武帝已经移情其他宠妃王夫人、李姬李夫人,最后是钩弋夫人。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在,但武帝却对她越来越疏远,贵为皇后想见武帝一面已经十分困难。疏生隙，疏生疑,疏生仇。卫子夫对武帝日益隔膜,对自己的皇后位子能否保住也越来越没有信心。日益增长的对武帝的畏惧和不信任,使她疑惧丛生,草木皆兵。这种情绪必然传染给自己的儿子,影响太子对皇帝父亲的感情。第三,太子刘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显然安于自己的地位,对自己继承皇位充满了信心和期待。然而,随蓍年龄的增长和时事的变迁,特别是卫氏集团的瓦解,太子感到自己越来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征和二年(前91年),汉武帝已是67岁高龄,太子也近不感之年，连孙子都有了。然而,他能否继承皇位的不确定因素却越来越多:父亲尽管高龄,但依然精力充沛，他什么时候寿终正寝不可预料,如果自已在他之前死去,龙座的滋味就永远尝不到了。况且,与自己竞争皇位的人也越来越虎视眈眈,燕王李旦“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招致游士”(《武五子传燕刺王刘且•广陵王刘胥》),对皇帝位子垂涎三尺。广陵王李胥“好倡优逸游,力抗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武五子传•燕刺王刘且•广陵王刘胥》),也不是等闲之辈。尤其是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而生的刘弗陵,“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外威传》),更是有潜力的竞争者。即使武帝先于自己死去,自己能否顺利地登基也存在许多变数。更为严重的是,太子与武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使朝臣分成了拥太子派和反太子派，“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皆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武帝征和二年)。在这种情况下,宵小之徒就会乘机在他们父子之间拨弄是非,加大父子之间的裂痕。由于太子的举一动都在反太子派的监视之下,使他终日生活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境遇中,惟恐遭到暗算。这样来,太子对武帝的父子亲情日趋淡薄,尊贵的父亲不仅难得一见,而且还必须时刻提防来自他那里的惩罚。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可捉摸。太子的神经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极易采取非理智的行动。第四,就汉武帝而言,他对太子的信任度与时间的积累成反比。刘据是他的长子,是曾经使他神魂颠倒的宠后卫子夫的儿子。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太子恩宠有加,将他视为刘氏皇统和自己辉煌事业的继承人。然而,当他发现这个儿子缺乏帝王的气度和才能，且在许多方面又与自己的政见相左时,他很可能发出“我下的是龙种,但生出的是跳蚤”的慨叹。尽管他在刘弗陵出生前没有改易太子的打算,但对太子的观点和才干却日趋不怿,在感情上也日渐疏远了。长期缺乏思想的交流，缺乏感情的沟通,加上宵小之徒不时在耳边说太子的坏话,必然使武帝产生对太子的疑忌。刘弗陵出生后,武帝对他百般呵护,看着他一天天成长，性格、才情又特别“类己”,与太子相比,武帝显然更中意于小儿子,内心深处很可能生出改易太子的念头。正在这时,对太子不利的信息不断反馈到武帝那里,使他对太子的忠诚孝顺产生了疑问。由于对太子的疑忌日生,一旦出现非常事件,武帝也极有可能采取非理智的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帝与太子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双方对皇位保持着十二分的敏感:武帝怀疑太子可能抢班夺权,太子怀疑武帝听信谗言取消自己皇位继承人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突发事件出现，双方就可能以非理智的办法使矛盾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决。恰在此时,巫蛊事件出现,佞臣江充上下其手,乘机离间,使武帝和太子那敏感的神经再也经受不住这一强烈的撞击,父子相残的悲剧也就揭幕了。
△卫青
西汉盛行“巫蛊”术。办法是将桐木刻制的偶人作为自己仇人的象征埋人地下,意在为其下葬,然后念咒表达自己的愿望,并以祭祀析求鬼神佑助法术成功。征和元年(前92年),发生了致丞相公孙贺一家族灭的巫蛊案。公孙贺武人出身,曾随卫青征伐匈奴,因功封侯。他娶卫子夫之姊君孺为妻,与汉武帝有连襟之亲,因而倍受重用,先为太仆,太初二年(前103年)继石庆为丞相。他的儿子公孙敬声接替了自己太仆的职务,父子并居公卿位,一时尊贵莫比。但公孙敬声“骄奢不奉法”,依仗皇亲国戚和自己的官位,“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案发后,公孙贺救子心切,自请逐捕阳陵大侠朱安世以赎子之罪。朱安世被捕后,自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祀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穷治所犯,遂父子死狱中,家族”。受牵连致死的有卫子夫生的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这一案件,使太子和卫皇后受到巨大的震撼,因为汉武帝已对他们的骨肉开刀,很难说刀锋下一步不砍到自己头上。正当太子与皇后一夕三惊,惴惴不安之际,佞臣江充借此案件推波助澜,一起牵连广泛震动朝野的大案就形成了。江充是赵国邯郸人,他因妹妹嫁赵太子刘丹成为赵王的座上客。后与赵太子发生龌龊,即入长安诣阙告发太子丹种种不法事,致使赵太子死狱中。江充的胆识得到汉武帝赞许,任命他以谒者的官职使匈奴,归来后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腧侈”。江充六亲不认,严厉打击贵戚及其弟子,深得武帝赏识,“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江充传》)。接着,江充将在驰道中行进的武帝之姑馆陶公主的车骑“尽劾没入官”,又惩办了在驰道中行进的太子家使,由是与太子结怨。公孙贺案结束后,武帝居甘泉宫,生病,江充目睹武帝老态龙钟,怕他死后太子报复自己,于是决定借巫蛊陷害太子。他面见武帝,绘形绘声地将武帝生病的原因归咎为巫蛊,“于是_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汙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江充传》)。面对日益扩大的案情,汉武帝自然十分震惊,他不辨真假，“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满眼都是敌人。江充窥透武帝心思,就使胡巫檀何骗武帝说:“官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武帝对此深信不疑,指令江充穷治不贷。江充带人“人官至省中,坏御坐掘地”。武帝又命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江充督办这- ~案件。“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征和二年)。江充在太子宫掘得桐木人、帛书(天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后,得意洋洋地宣告:“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征和二年)面对气势汹汹的江充,想到皇后和自己派往甘泉宫的使者被武帝拒绝接见,太子此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陷人极度恐惧之中,他征求自己的少傅石德的意见,希望有一个万全之策。此时的石德明白束手等待是凶多吉少,且自己也难保老命;铤而走险,或许有一线希望,于是建议太子以武力诛奸,进而夺位登基。他说:“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武五子传.庚太子传》)太子知道师傅的应对方略虽然有成功的希望,但却要冒很大的风险,必须以身家性命作赌注。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条路。他回答师傅:“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征和二年)太子想面见武帝,自我辩白,纵使失去太子之位，也可能保住性命。待真相大白后,说不定武帝会待己如初。太子的思考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此时太子晋见武帝的途径却已被江充堵死。江充次次向武帝报告的就是太子“反形已具”,不可救药。面对这形势 ,太子知道束手就擒,只有死路条;武力反抗,或许能冲出一条生路。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太子命客诈称武帝使者,带兵将江充逮捕,杀死韩说,章赣却在混斗中受伤突围,逃到甘泉官向武帝告变。太子将全部怒火集中于江充,亲自监临,将其斩首。临刑前,他斥.骂江充:“赵虏!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邪!”(《江充传》)与此同时,又将协助江充制造巫蛊案的胡巫烧死于上林苑中。太子杀掉江充后,一不做,二不休，回兵攻入丞相府,丞相刘屈籍只身狼狈而逃,连印绶都来不及带走。丞相长史疾乘驿站车马奔甘泉官向武帝报告。武帝大吃一惊,坚信太子谋反,下令丞相像周公诛管蔡-样讨伐太子 ,赐玺书说:“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接着,武帝自甘泉官来至长安城西的建章官,就近指挥对太子的军事行动。武帝下诏发三辅近县兵马,以及朝中二千石以下官员,统由丞相统帅,讨伐太子。太子遣使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器，命石德统帅,与刘屈警指挥的兵马对战。一时间,长安城内,刀光剑影,杀.声晨天,血肉横飞。经过五天的厮杀,太子兵败，逃出长安。
△汉宣帝
汉武帝认定太子为不肖子孙,严令各地缉拿。臣子中虽有不少人认为太子无罪,但谁都不敢向盛怒中的武帝陈明自己的观点。这时,并州壶关(今山西屯留东)的三老令狐茂送来了辞气恳切的上书,其中说: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己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嫡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小,阔阁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威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斧钱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倦悟,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朗下。（《火五子传.庚太于刘据》)
这位三老的上书,有理有据,以情感人，使盛怒中的汉武帝回归理性思考。然而,悔之已晚,无论他采取什么措施,已经不能拯救太子及其家人的性命了。太子带着家人逃亡至湖(今河南灵宝西) ,藏在泉坞里一户清贫人家。太子为了生计,使人寻觅一个富裕的故人,结果被发觉,遭到地方官吏的圈捕。太子自思难以逃脱,即“人室距户自经” ,两个儿子也被杀死。在此之前,卫皇后已被武帝逼令自杀。此一事变的结果,是卫皇后家族及其与武帝生的儿女、孙輩,除太子之孙刘洵被侥幸搭救外,尽皆死于非命。武帝忆起与卫子夫的千般恩爱,想到太子以及孙辈的无辜而亡,心情肯定是异常沉痛的。当佛沸扬扬的巫蛊事件尘埃落定,许多人都不相信它的真实性,认定多为冤假、错案。武帝也进一步清醒,明白太子的行动是被通上绝路。恰在此时,高寝郎田千秋上本为太子讼冤，说:“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车千秋传》)由于汉武帝正在反思太子一案,对田千秋的逆耳之言感到分外亲切。他亲自召见这位人微言轻的田千秋,深情地对他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即晋升他为大鸿胪。数月之后,又代刘屈籍为丞相,封富民侯。至此,汉武帝将其后悔之怒又转移到制造巫蛊之祸的佞臣江充等人身上。他下令族灭江充之家,将苏文烧死在横桥上。他为自己的冲动内疚:为什么当时不听听儿子的申辩?为什么让一个花言巧语的佞臣牵着鼻子走?他命作思子宫,筑归来望思之台于太子殉难的湖县。此刻,由血缘联系自然而生的父子之情又在武帝身上复苏了。
既然类似戾太子一案的父子骨肉相残的悲剧在历史上屡屡发生,就表明在其背后有着一个起制约作用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在此一悲剧中,人的自然本性被扭曲者不止一人。武帝的人性被扭曲了,他只重皇位不思父子之情;太子的人性被扭曲了,他只重太子之位而不思为子之道;江充等佞臣的人性更被扭曲了,他们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而不惜离间父子,拆散夫妻,将数以千万计的人纳人血泊,冷酷地欣赏人们在绝望与疯狂中走向死亡。这些人的结局也往往使在最惨无人道的酷刑中结束生命。他们是含笑走向死亡,还是后悔莫及地走向刑场,只有天知道!
戾太子一案对汉武帝的创痛是深巨的,由此引发的反思也是深刻的。由该案引起的几个事件,深深影响了其后历史的走向。
一、征和三年(前90年) ,武帝粉碎了刘屈釐与李广利合谋立昌邑王为太子的阴谋。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武帝宠幸的李夫人的兄长，昌邑王刘髀的舅父，而李广利又与丞相刘屈警结为儿女亲家。刘屈越督兵与太子恶战固然奉武帝之命,但其私心显然也是驱动力之。戾太子死后,李广利与刘屈警合谋立昌邑王为太子,目的是巩固和扩大自己已拥有的权力。他们的密谋被发现后,武帝毅然将二家族灭。刘髀不具备帝王之才,李广利与刘屈越也非安国抚民的顾命之臣,他们的死灭应是朝廷与国家之富。
二、田千秋代刘屈警为丞相,为武帝从好大喜功的有为政策向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转变创造了条件。
三、田千秋就任丞相以后,深感应该改变武帝连兴大狱,造成君臣、君民,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紧张的局面,“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 ,面对这一寓劝于颂的祝祷,武帝对自己相信巫蛊之类的行径做了深刻的反思;“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虽然,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鞠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畴,李禹之属谋人匈奴,有司无所发，今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婉之甚,何寿之有?” (《车千秋传》)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封泰山时,又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武帝征和四年)武帝的反思,成为他晚年转变政策的思想基础。
四、由于戾太子一案的刺激,汉武帝的病躯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此后,他虽然勉强支撑着巡视雍、安定、北地、东莱,封泰山,但昔8的雄风已经难以再现了。垂暮之年,他除了对自己一生的功过进行反思外,考虑最多的恐怕就是皇位继承的人选了。一个能够守成的儿子死于非命,其余两个成年的儿子燕王李旦和广陵王李胥都不具备一国之主的品格和才智。武帝于是瞩望于年仅七岁的少子刘弗陵。后元元年(前88年)七月,武帝在决定立刘弗陵为太子后,下令将其生母、年轻的钩弋夫人赐死。此-举措将朝野惊得目瞪口呆。面对臣民“且立其子,何去其母”的疑惑,武帝解释说:“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武帝后元六年)第二年二月乙丑,71岁高齡的武帝病卧五柞宫,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正式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只隔一天,武帝即崩逝。由于武帝晚年宜布改弦更张,恢复文景时期的政策,加上顾命大臣霍光等选举得人，就使西汉皇朝在武帝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史称“昭宜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