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吼哈》看王学仲先生的艺术思维
作者：彭庆涛
拜师于王先生门下虽然时间不长，但与先生接识受益也已有十数年了。每观先生之新作，无论是诗、书、画、文，皆觉意境深远，细读之，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似乎蕴含着某种哲理，又似乎内充着一股无形的力量，也似乎蕴蓄着那种文人的“士气”、“稚谑”、“超形”和“机趣”。读了先生所赠长篇小说《吼哈》顿觉那种说不出的东西豁然开朗了，原来先生有一种超常的艺术思维方式。而这种艺术思维是建立在纯自然真理法则基础之上，又集中国古代的哲学、宗教、诗文、书法等多种文化形态的滋育，体现着道法自然与超脱玩世等观念；以个人的精神情怀作为内在的主宰，借助外在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使之彻幽察微，从而形成先生艺术创作的精神境界。
《吼哈》(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小说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幽默风趣，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从整部小说所表现的一种气韵来看，当属王先生青年时的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来看，较之先生后来的诗词歌赋，显得活泼幽默，节律明快，具有明显的传统小说的味道，既看不出任何的投机倾向．又不被古代传统思想沉积下形成的那种丰厚的文化底蕴所覆盖，而是以作者自身的情怀去观察实实在在的社会，成功地塑造了吼哈、嘎嗒嘴等几十个人物形象。如果没有对所描述的社会人物的客观理解和对当时社会历史的感悟，是不可能创作成功的。作为艺术作品，《吼哈》所流露出的创作意向，是以一种积极入世的心态，以画家线条的敏感与书法节奏的意蕴将勤劳、正直、乐于助人的嘎嗒嘴、聪慧、机敏、勇于争斗的吼哈等人物跃然纸上，勾成一幅幅幌动着的连环画，来打动读者的心。
如果从思维方式的层面上来看，《吼哈》的创作还没有完全具备先生后来达到的那种艺术境界，纵观先生的诗文书画，其意蕴之深刻，哲理之充实，内力之饱满，既有痴、怪、迁、狂的成分，又有学问、人品、个性、道德、精神之高度，这是《吼哈》还尚未达到的高度，至少还没有明显的能够体现出这种精神境界。因之说，《吼哈》一书正是先生人生中思维方式从传统思维向成功思维转变的产物，也是超脱传统思维的里程碑。从某种意义上说，《吼哈》一书的价值，绝不仅仅体现在文学艺术的层面里。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地超越!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在中国二千多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农民思维方式，它的基本特征是带有明显的自私性和虚伪性。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它的历史原因，首先，农民长期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户与户之间相互独立，农民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产方式上都没有相互联合的机会，这样就不可能产生代表农民自身利益的思想。其次，农民缺乏受教育的机会，经济上只能维持艰难的生存，绝大多数的农民长期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缺乏接受教育的物质基础。再其次是在农民没有自己思想的前提下，统治者所推崇的儒家思想中具有重民思想即民本思想的成分，故而被农民自身所接受认可。儒家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孝梯、忠恕、仁义、诚言、礼让、廉耻、中和等等一些封建思想内容也就深为中国广大的农民所认同。这些本来是统治者对人民实行顺民教育的内容，最后成为老百姓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特别自西汉以后，由于神学目的论的广布，农民受教化的最终结果，也只能是成为封建统治下的顺民这一结果，又反过来抑制了代表农民阶级利益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所以说，中国古代农民的行为准则，也包括其它被统治阶层的行为准则，全都是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长此以往，儒家思想便成为封建社会天经地义地信奉的圣经。统治阶级成功地利用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社会的精神支柱，当然，这里面也有儒家思想内在的必然性。这一结果，严重地制约了人们的思想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迂回于朝代交替之中，始终摆脱不开封建思想的制约，致使近代中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就必然会陷入一个虚伪的怪圈。使人们在自然本性与行为规范之间，以一种极其虚伪的形式来否定自然本性的一面。《吼哈》一书对此揭露的是非常深刻。
水烟袋出身于书香之家，可惜没有诗才，他自慰地能够在这个村庄上撑起小小的家产，路段包工使他亏损了不少上好的田地，他仍然自慰他吃一鸡蛋分作两餐是对的。他有了两个小作坊，线香和粉坊，他平时有无穷的欢乐，也有无穷的忧虑，相加起来，他自己要高村民十等。(《吼哈》第32页)
他(吼哈)蹑手蹑脚地往桃树下摸索，只听得宁大娘的房里有谈话声，
他隔着窗纸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听了听，竟是张道士那种带公鸭噪的说话声：“谁说不想你，来这里要有个说的。”……。“哎哟，看你长指头大爪的，来了就抓人家的兜肚，饿狼一般的凶……”吼哈预测到张道士趁黑还要回去，便赶快抽身离开。他还不能十分准确地理解张道士是一种什么行动，可听到农村常有一种男女相好的说法，他想，这就是他们在相好，这种相好只是夫妻之外的另一种形式，而且是用一种不能公开的方式进行的。……“我不卖地，天会掉下个节孝坊吗?可怜我守了一辈子的寡呀，……我好命苦呀……”宁大娘闹得水烟袋好不耐烦。(《吼哈》第161一一166页)
蛮子把毛驴从枣树上解开，臭烘烘的气味好像直冲他未，那是嘎嗒嘴衣裤中的和大脚没毛从来没有洗过的双脚的，硬是把个蛮子熏跑了。“你不说是你买不起我的玉猴儿，还骂什么臭屎橛子，臭屎橛子能换出白玉来，你蛮子东村转完西村转，赚得到个玉猴来吗?”嘎咯嘴轻蔑地看看着蛮子的背影说。他自认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与抱犊崮孙美瑶大司令他们办过交涉，如今身上又佩带了玉猴子。嘎嗒嘴原来怕人看不起他是个扛活的穷人，自从到山里与马子打了一回交道，自觉着还有佩玉的身份，理当在水烟袋和蛮子这些村子的上层人士中寻到一些尊敬，……。(《吼哈》第294页)
对于人们的这种思维方式的虚伪性，《吼哈》中描述的甚多，作者是带着一种浓厚的乡土感情对这种虚伪性进行了细微的描写与层面上的讽刺。这说明作者自身已经对这种传统思维方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感悟。同时对于传统思维方式的自私性给予了客观上的肯定和理性上的批判。农民意识中的自私性是客观的，是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它是决定传统思维方式基本特征的本源因素。因此说，农民的革命性是建立在自私性基础之上的，否定了农民的自私性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农民的革命性。《吼哈》一书自始自终都在自私性、虚伪性、革命性的矛盾
对立统一的基础上展开。这说明作者自身的思维方式已经跳出了那种狭隘的传统思维圈子，正在往一个高层次上发展。能够以一种浓郁的乡土感情接近农民生活，同时又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思维点上去观察和理解人类社会，是《吼哈》创作成功的两大基本要素。
大凡历史上的成功者，均有一个思维方式上的转变过程，而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靠得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觉悟和客观上的理性理解。传统思维方式对于事物的判别往往是以个人的感情倾向、主观需求以及顺民教育下简单的“对”与“错”来判别，用虚伪性去掩盖自私性，用革命性来满足自私性，用内心认同下的传统道德伦理去匡正人们的表面行为。这样就在思维和行为上，压抑了人们的自然本性和人们基本情怀的萌发和表现。出于人们的感情需要，就在长期得不到文化教育的百姓之间，自我创造出一种低级趣味的乡村娱乐方式，如《吼哈》里的“碾盘”文化。无论是“嘎嗒嘴”发布什么样的“添枝加叶，甚至无中生有(《吼哈》第22页)的新闻，还是“山噱的二小子”恶作剧的起哄“光板没毛” (《吼哈》第54页)，都属于这种“碾盘文化”的基本内容。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下，这种碾盘文化对于人们的感情交流、思想勾通以及营造一种融洽的生活气氛，也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了。作者以“碾盘曲”为标题描写了这种“文化”的基本情态，为树造人物个性起了一个很好铺陈作用，同时也揭示出了传统农民的感情需要和愚昧淳朴的思维特征。作者的这一描写手法，首先出自作者对这些下层百姓的乡土感情和思维上的同情，其次是作者对传统思维方式的一种揭露和批判。在平和、讽趣、朴实的描述中，透着一种对世态的理性认识和高思维点下的呐喊和抗争!给予读者充足的启迪和心灵上的震憾。
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是历史的、客观的。中国的老百姓就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出生、成长，又逐渐在个人的成长中形成这种思维方式。一个人从小生活在这样一种传统思想文化氛围里，就必然会打上这种思维方式的烙印。而可悲的是这种传统思维下的人们到死也不承认他们思维方式的弊端。父母死后“三年而不改其道，可为孝矣”(《论语》)，正是这种机械的“孝”，阻隔了人们思维方式的超越，人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无法发挥，使中国广大的农民一代又一代地重复着祖辈的劳动模式和思维方式而不能解脱。当然这种思维方式的长期循环与封建统治者的顺民教育有关。然而历史上的成功者大都是从这种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的。纵观王先生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成长历程，对于王先生艺术思维的理解也许会更请楚一些。
第一，先生出生在山东滕县(今滕州)的农村，固然属于农民的范围，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即是传统思维方式影响下的普通农村环境，在儿时成长的过程中置身于农民之中，在感性认识上，必然会接受和认同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少年时期的社会认识是一种纯自然记忆地感性认识，尽管不能从理性上去进行深层次上的分析和理解，但少年童心与现实生活的碰撞感应是强烈的，对生活的观察是入微和不自觉的。因此，现实生活对于少年时代的人们来说，其记忆是深刻细致的。思维的理解也许会更请楚一些。
第一， 先生出生在山东滕县(今滕州)的农村，固然属于农民的范围，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即是传统思维方式影响下的普通农村环境，在儿时成长的过程中置身于农民之中，在感性认识上，必然会接受和认同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少年时期的社会认识是一种纯自然记忆地感性认识，尽管不能从理性上去进行深层次上的分析和理解，但少年童心与现实生活的碰撞感应是强烈的，对生活的观察是入微和不自觉的。因此，现实生活对于少年时代的人们来说，其记忆是深刻细致的。《吼哈》中王先生对于那些人们生活场景的细微描写，绝对是王先生的亲眼所见甚至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如吼哈在村外地里烧地灶：
他先把白薯运到埋豆角的地方，并开始挖一个类似灶底的洞，一只手铲洞，另一只手快速地掏土，直到一个灶的空腹形成。他又到白薯田里拣那些不易破碎的土块、要细心地垒起这些土块，稍一不慎，土块又会瓦解，这必须有耐心，小吼哈偏是有急于垒成的心情，促使他构筑得极为精致，很决他就搭起了个小窑洞。他从路基上采下许多干柴，那大多是洋槐的枝杈，他折得一般长短，这时他才想起他还需要引火的纸捻子……小吼哈挺有条理地将火熄灭，鼻头、眼窝、嘴唇，都像烧黑了似的。小吼哈要经营自己的小天地，琢磨他的创造，他把白薯一个个摆进去，上面覆盖上一层黄豆角儿……他用一很洋槐棍子一下子就把那个穹窿状的拱顶砸了个稀巴烂，土灶也被填平，他弯下小腰板往窑上培上厚厚一层新上，又在新土上撒上干土，伪装一层杂草。
一般来说，凡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差不多都享受过这种烧地灶闷芋头的童年乐趣，作者在描述这一过程时竟然毫无或缺，必定是先生童年经历过的事情，并且体会过这种乐趣。书中描写的很多情节，都应是先生童年时代亲眼见过的事情，并曾经深深地打动过先生的童心，才使得《吼哈》对许多的生活细节描述得活灵活现且充满着乡土感情。许多地方方言的运用自如，也都在证明着作者与农民生活的深入和融合。
第二，先生的家庭出身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家庭，而是生活在农村的一个世系的书香门第。先生从小学到中学全部是接受正规的传统教育。其父履安公(王长祥，字履安)在羊庄磕井小学教书，先生六岁即随父就读于磕井小学。十岁初小毕业后，升学到县城北关五三学校。1938年，抗战烽火延及山东，时局战乱，学校被迫停课。次年先生十四岁，就读于县城私立中学，十七岁中学毕业，考入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由此看来，王先生又不同于一般农民的成长过程，而是自幼就受到正规的教育，很自然地从农民圈子里走了出来，较早地具备了分析问题和理解问题的基本能力，这也就是说，在他的传统思维方式还尚未完全成形之前，就已具备了认识和判别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条件，这样就使得他形成的自己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有了解脱传统思维方式的一面。
第三，先生思维方式的形成自始自终深得书画艺术的影响。先生从小生活在书香世家，深受家庭影响，自幼迷于书法，曾苦练《黄庭经》、又法二王，习颜摩柳，问碑访经，在书法艺术的空间里遨游回荡。书法能够“达其性情，形其哀乐”，透过书法线条的形式，去呈现“人”的文化。因此，书法能够帮助人理解自然与人类社会，书法艺术是一种形式单纯而意蕴丰富的意象艺术，它是风雅、斯文、高洁的艺术。它运用线条的运动节奏，造型成“势”，而表现出“骨力”；墨色的淋漓挥洒，则蓄积着“韵”，表现出“气”，表现出书者情感的波动节律。个性的阴阳刚柔，人格的刚正邪佞、理象的追求寄托、知识的积淀理解，生活的进
退沉浮等，通过极富艺术表现力的线条，以深厚的功力和纯熟的技巧表现出来，从而抒写自己的思绪情怀。先生能够以个人情怀作为内在主宰去道法自然、超脱玩世的基本哲理，即是对书法艺术的理解结晶。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先生少年及青年时代已对书法艺术有了较为深层次上的理解，所以他才能够为学书法而到处求知，鲁中南一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区域，以儒家文化为主，兼有释道文化。先生青年时代曾专程到曲阜、泰山、济宁、峄山等地访碑，这已标志着先生对书法艺术的刻意追求和深刻理解。这对于年青时代的先生来说，无疑对成功的思维方式的构筑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绘画与书法艺术相关联，先生少时深受其表兄苗君实的影响，曾随其学画兰竹，并因黄书与其画法天然一致、妙关画理、与画法暗合而独衷黄书，习过《芥子园画谱》、《古今名人画稿》，拓过汉画像石拓片，等等。这对于王先生后来形成的艺术思维都起了基础性作用。
第四，对诗词歌赋的理解，对于王先生的艺术思维的形成起到了基本的支称作用。《王学仲评传》一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张寒朗著·1999年版)记述先生少年时代有两个小标题，一个是《儿歌一曲动心弦》，一个是《好学偏贪词赋曲》，讲述了先生少年学习诗词歌赋的感人故事，不访摘录一段，以征其事。
由于迫切要求学写诗词，他更用心去反复吟咏品味《唐诗三百首》、 《千家诗》中的诗篇，父亲又给他找来《稼轩词》、还找来金代王文郁编
的《平水韵略》，清代戈载著的《词林正韵》，万树写的《词律》，舒梦兰 写的《白香词谱》，梁章钜写的《楹联丛话》，李立翁的《对韵》，民初王
国维写的《人间词话》等书。对于这些看看新鲜、读来有味的书，特别是看过的许多唐诗宋词，还有“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的《对韵》，他都能流利背诵。通过父亲的指教，他初步弄懂了平上去入四声，背会了三十韵，记住了写诗要遵守格律，定字数，定句数，讲平仄，讲对仗，押脚韵；也弄清了词要依谱填写，叶韵要讲韵格，如平韵格、尺韵格、平仄韵转换格、平仄韵错落格。在那时，一到寒假，他就和父兄一齐（在）挖掘出的地窖里学习。……学仲和参哥常在一张矮桌前一起诵诗文、背诗韵，研墨习书，临池染翰。父亲特别安排家人无事不得前去干扰，并天天布置功课，比如今天出题吟诗，明天出句联对。……学仲能在诗词赋曲的习作方面打下根基，着实得力于严父与寄庵表兄。少年学仲能写诗词，拟对联，天长日久，便名传乡里，被人誉为“诗童”。
纵观先生的诗词歌赋，充满了激情，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人生哲理。也充分体现出先生那高超的艺术思维方式。其实，先生的思维方式早在少年时代就开始超越世俗了。早在先生县城求学时期，就曾为富商秦勖斋的秦家新建花园题写过楹联“不爱钱原非易事，太要好亦是私心”，对于爱财好利附庸风雅的世俗商人给予戏谑，这正说明先生敢于冲破世俗观念，并进而建立起一个起凡脱俗的大思维构架，《吼哈》一书，就标志着先生思维方式从世俗到觉醒的完成。
《吼哈》一书中主人翁从聪明、机敏、勇于争斗的少年吼哈，到远走他乡、卖唱为生、在饥饿线上挣扎抗争、最终被罪恶的社会所吞噬的结局，亦体现出传统农民的思维方式发展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吼哈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思维方式下的特例，仍在实践着通过事物的偶然性来实现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这一真理。在先生的艺术创作成就里，如果按类别划分的话，大致分为散文、诗词、书法、绘画、文艺理论等几个门类，小说门类是近期才增添的。然而，如果按成果先后顺序排列，《吼哈》是先生最早成功的。也就是说，小说作为一个门类成果，是王先生最先取得的。能够代表先生艺术思维成形的作品亦应是《吼哈》。
因此，《吼哈》一书留给我们了相当广阔的研究空间，除了研究作为文学小说给人们的启迪和艺术欣赏外，对于深入研究王学仲先生的艺术思维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笔者因能力有限，抑或不具评论先生的资格，谨以诚心抛砖引玉，以求黾学艺术研究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