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长春”牌坊

日期: 201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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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古长春”牌坊,位于孔林神道中段,建成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是曲阜著名地标式建筑之一,距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该坊为全石质结构,庑殿顶,六柱五间五楼,整体造型灵透俊秀。大型石坊在台基之上,两侧对称建有大型碑亭,与两边的古柏相映生成了一幅富有历史的沧桑、充斥着高贵华丽而又不失庄重稳妥的画面,美轮美奂。



“万古长春”牌坊




     “万古长春”六柱五间的建制,历史上除皇家庙陵拥有外,曲阜是唯一,也是绝无仅有。同时期的北京昌平明十三陵神道牌坊也不过如此,也难怪,谁让它是圣人陵寝前的建筑呢! 

     牌坊,亦称牌楼,旧时全国各地随处可见,样式繁多,不一而足,作为我国古建形制之一,起始较早。就结构而言,远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由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构成的最简单最原始的“衡门”。《诗·陈风·衡门》就有“衡门之下,可以栖迟”的记载,那时仅仅作为陋室调侃的标志,并不具备后世那种炫耀的资本。而随着历史的进程,陋室衡门的建筑形式一个不小心有了质的飞跃,成为显赫的标志性建筑。如此,您可知道牌坊是如何一路向人们走来的吗?

     牌坊的肇因,滥觞于汉时的石阙。阙,原本是先秦时期宫廷前的标识性建筑,至汉时逐渐成为显示官爵、区别尊卑、崇尚礼仪的装饰性建筑(曲阜汉阙画像石可窥一斑)。正如汉代班固《白虎通义》所言:“阙者,别尊卑也。”颇时置于官衙府第或都城的主要建筑前的主要道路入口处,并兼收了先秦时期“谤木”纳谏的社会功能。因通体为石质构筑,故称之为石阙。

     到隋唐时期,城市化发展成为社会主流,商品贸易活跃,经济繁荣,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大都市。为了便于管理,城市中于是就有了大小约等的用于居住单位的“里坊制”,如同棋盘。里坊四周设墙,中间设十字街,每坊四面各开一门,晚上关闭坊门,相对独立封闭。由于历史上称谓的惯性,坊门称之为“阙门”,门上皆榜书坊名加以识别。如该坊里人家出现了值得炫耀或褒扬之事,常常里坊阙门上或进一步家门上悬牌旌表,但多以褒扬封建伦理道德者为主,诸如节孝、忠信之类。《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就有不少:“诏树阙门闾”、“表其门”的记载。如同现今的“道德模范村”、“好媳妇之家”之类。于是,“树阙门闾”的坊门就成为了弘扬正能量牌坊形制的直接源头。

     宋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的经济生活进一步繁荣发展,商业活动的需求迫使原来的“里坊”居住体制被打破,护卫里坊的墙体也轰然倒塌消失。而被人们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的“坊门”,虽然脱离了墙体,其形状与文化内涵却完整地继承下来。此时并对牌坊的形制进行了统一规范管理,坊门是由两根高过门顶的华表柱中间连一至两根横梁及门扇,组合成一种新式样的门。因门柱端置有陶瓦防雨、柱出头染成黑色,故时称“乌头门”,俗称“棂星门”。由于乌头门依然保持了旌表功能,从此便有了旌表门第的意思,自成一体的牌坊就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艺术建筑类型。但该时的牌坊皆为木质结构,不宜久存,早已湮没在喧嚣的史河中,我们只能在史籍中触摸感知。

     明清时期,牌坊的文化内涵已完全被“旌表建坊”所取代,演变为一种固定的专用建筑模式。成为突出榜书歌功颂德或旌表教化风尚最高荣誉的“标榜牌”。它表达了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人生理想与最高追求,或者说是终极目标。从而牌坊被赋予了炫耀标榜、追思纪念、褒奖功德、风俗展示、美化装饰、地标导向等诸多功能,且形成一套完整的定制。建筑形式也有了很大发展,双柱、三柱、四柱等形制的牌坊得到普遍而广泛地应用。牌坊上的装饰雕刻也日臻精美,额坊上起楼筑顶,柱体坊间雕龙画凤,甚至连斗拱、屋檐之上也无不镌刻纹饰,其褒美颂德功能也有了极大的丰富与扩充。



“万古长春”牌坊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牌坊的建制规定是:只有皇家才有资格享用“六柱五间十一楼”的礼遇,其他一般臣民最多只能用“四柱三间七楼”。另外,牌坊的建立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经过当地官府的审批,有的还必须得到皇帝的恩准。不是谁想立就能立的,有钱也不能任性。

     “万古长春”牌坊,雍容华丽,巍峨壮观自不必说,一目了然。在现代人的概念里有一误区,那就是:孔林神道是自二林门至明故城的延恩门,全程长约三里。其实在明代神道扩建之时,起始点为万古长春坊前的文津桥至现在的二林门。文津桥作为孔林神道的入口地标,已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毁,现存为二十世纪末原址重建。而坐落于神道中间的主要标志性建筑“万古长春”牌坊,则经过四百多年的风雨完好地保存下来。当然,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时此坊也曾命悬一线。

     “万古长春”其意来自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明人根据其说言简意赅的总结出“万古长春”四字标榜于坊额。孔子既然成为救星级人物,那只有“万古长春”才能与其相匹配。从此,一架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牌坊横空问世,这倒是孔子生前始料未及的。

     孔子从历史的阴霾中一路走来,被各路权势高手打扮,身居庙堂,面南而坐,至尊至圣。可以说历史把他变得光怪陆离,面目全非。那么,孔子的学说与后世儒家思想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我国传统之儒学,是以孔子学说为起点,历经汉代儒、法两家的融合改造,一番浓墨重彩后,产生了神圣不可取代的“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主导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又经后世演绎丰富形成一套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统治者与御用文人往往打着孔子的招牌教导民众,子曰如何如何,为我所需地来曲解孔子。至于“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马屁话,今人有几个当真?但要明白这不是孔子的错。从孔子生平来看,他不是一位为了自身利益而圆滑世故、苟安偷生、摇尾乞怜、附炎趋势、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人;也不是点石成金、掌握真理、拯救世界、主导宇宙的上帝之辈。他对统治者好话不多,斥责不少,完全不是后世儒者的做派。



“万古长春”牌坊




     不过,精神的归精神,物质的归物质,艺术的归艺术。今天看来,牌坊上凝重端庄的文字和纷繁复杂的雕刻代表了彼时的艺术水准。牌坊的建立可是当时国家级重点工程,所需资金有皇家划拨公帑、官员赎罪的银两、泰山祭祀的税银三股财源聚集而成,山东巡按等亲自督工来完成的。正是有了主流社会的重视与参与,该坊的建筑艺术才达到这样的历史高度。它不仅仅是孔林墓地庄严肃穆的地标,也是我国神道牌坊文化的典型代表,更是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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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长春”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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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坊的肇因,滥觞于汉时的石阙。阙,原本是先秦时期宫廷前的标识性建筑,至汉时逐渐成为显示官爵、区别尊卑、崇尚礼仪的装饰性建筑(曲阜汉阙画像石可窥一斑)。正如汉代班固《白虎通义》所言:“阙者,别尊卑也。”颇时置于官衙府第或都城的主要建筑前的主要道路入口处,并兼收了先秦时期“谤木”纳谏的社会功能。因通体为石质构筑,故称之为石阙。

     到隋唐时期,城市化发展成为社会主流,商品贸易活跃,经济繁荣,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大都市。为了便于管理,城市中于是就有了大小约等的用于居住单位的“里坊制”,如同棋盘。里坊四周设墙,中间设十字街,每坊四面各开一门,晚上关闭坊门,相对独立封闭。由于历史上称谓的惯性,坊门称之为“阙门”,门上皆榜书坊名加以识别。如该坊里人家出现了值得炫耀或褒扬之事,常常里坊阙门上或进一步家门上悬牌旌表,但多以褒扬封建伦理道德者为主,诸如节孝、忠信之类。《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就有不少:“诏树阙门闾”、“表其门”的记载。如同现今的“道德模范村”、“好媳妇之家”之类。于是,“树阙门闾”的坊门就成为了弘扬正能量牌坊形制的直接源头。

     宋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的经济生活进一步繁荣发展,商业活动的需求迫使原来的“里坊”居住体制被打破,护卫里坊的墙体也轰然倒塌消失。而被人们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的“坊门”,虽然脱离了墙体,其形状与文化内涵却完整地继承下来。此时并对牌坊的形制进行了统一规范管理,坊门是由两根高过门顶的华表柱中间连一至两根横梁及门扇,组合成一种新式样的门。因门柱端置有陶瓦防雨、柱出头染成黑色,故时称“乌头门”,俗称“棂星门”。由于乌头门依然保持了旌表功能,从此便有了旌表门第的意思,自成一体的牌坊就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艺术建筑类型。但该时的牌坊皆为木质结构,不宜久存,早已湮没在喧嚣的史河中,我们只能在史籍中触摸感知。

     明清时期,牌坊的文化内涵已完全被“旌表建坊”所取代,演变为一种固定的专用建筑模式。成为突出榜书歌功颂德或旌表教化风尚最高荣誉的“标榜牌”。它表达了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人生理想与最高追求,或者说是终极目标。从而牌坊被赋予了炫耀标榜、追思纪念、褒奖功德、风俗展示、美化装饰、地标导向等诸多功能,且形成一套完整的定制。建筑形式也有了很大发展,双柱、三柱、四柱等形制的牌坊得到普遍而广泛地应用。牌坊上的装饰雕刻也日臻精美,额坊上起楼筑顶,柱体坊间雕龙画凤,甚至连斗拱、屋檐之上也无不镌刻纹饰,其褒美颂德功能也有了极大的丰富与扩充。

“万古长春”牌坊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牌坊的建制规定是:只有皇家才有资格享用“六柱五间十一楼”的礼遇,其他一般臣民最多只能用“四柱三间七楼”。另外,牌坊的建立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经过当地官府的审批,有的还必须得到皇帝的恩准。不是谁想立就能立的,有钱也不能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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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古长春”其意来自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明人根据其说言简意赅的总结出“万古长春”四字标榜于坊额。孔子既然成为救星级人物,那只有“万古长春”才能与其相匹配。从此,一架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牌坊横空问世,这倒是孔子生前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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