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先生和我的师生情缘

日期: 202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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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先生和我的师生情缘

臧知非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

本文由苏州大学教授臧知非所著,记叙了“我”求学于安作璋先生的种种往事,字里行间饱含着“我”对于安作璋先生的崇敬与怀念,体现出浓浓的师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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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生涯,和安先生的教导是分不开的,从1985年4月第一次拜谒安先生,至2018年4月,33年间,或诣府请教,或电话请示,向安先生请教受学,我的进步和安先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对安先生的向慕,始于本科期间。这要从我的读书经历说起。

1978年,我考入徐州师范学院(现在江苏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的我,对历史谈不上了解,更谈不上什么爱好。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文革”中的农村中学完成,谈不上文化课学习。1974年初中毕业以后,因为是“右派”子女,没有资格上高中(当时高中按照家庭成份推荐入学,地、富、反、坏、右是黑五类,黑五类子女没有推荐资格),只能回到生产队作一个“半劳力”社员,务农半年后,在先父学生的帮助下以走后门的方式到离家40华里的农河中学读高中。当时实行“开门办学”,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下,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干农活,农业机械(当时主要是三机一泵: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水泵)倒是学了一些,其他文化课实在是不堪一提。对于历史只是在“评法批儒”过程中,接触过片段,知道一些所谓“儒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根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简称)上的评法批儒文章,似懂非懂地读一些“儒家”、“法家”的资料片段,出于好奇,读过一些法家人物传。1976年高中毕业不久,“文革”结束,先父意识到恢复高考在即,即督促我和兄长复习应考。但是,十年动乱,家中藏书(在我童年记忆里,家中藏书甚多,只记得有横排的有竖排的,还有外文,但不知道是什么书)包括文革前的中学教材都在“破四旧”时被付之一炬,没有任何复习资料,好在我的长兄臧铁华是66届高中毕业生,从初中到高中,都稳坐淮阴地区中学生数学、物理竞赛第三把交椅;而先父是江苏省宿迁高级中学语文教师,博闻强记,知识渊博,虽然是学中文出身,但熟悉数学、历史、地理,通英、俄、日几种语言,经常是一个人教几门课,一直是我心中英雄。我就是在先父和长兄的辅导下参加高考的。1977年冬,我和长兄通过省里组织的预考后进入统考,结果双双落榜。我本来不知道大学为何物,参加高考,就是为了离开农村,落榜以后,不想再考,认为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满脑子想的是另谋生路。而长兄和先父认为,落榜不是成绩原因,而是政审,于是坚持再考,遂于次年再次应考。我取在徐州师院,兄长取在淮阴师范专科学校(现淮阴师范学院)。不过,这并非我的成绩好,长兄考了413分,远在我之上,是淮阴地区第三名(后查明,77年长兄考了403分,也是淮阴地区第三名),我只考了379分。按照后来知道的当时江苏省标准,这两个分数都超过了多家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但在当时,影响录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未能进入重点大学和读本科,是因为年龄和其他因素。

78级学生是“十代同堂”——从“老三届”、“新三届”到应届高中生同在一个班级,年龄平均相差十岁之多,越是地方院校,这种差别越大。【1】同学之间的人生经历,思想观念,千差万别。有的是人民公社社员,有的是退伍军人,有的是工人,有的曾经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是革命干部,有的早已儿女成双,有的还是稚气未脱的少男少女。那些参加过“文攻武卫”、又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饱经风霜,历练干达;刚刚毕业的高中生还懵懵懂懂。彼此之间,理解能力,知识结构,相去甚远。但是,同学们的共同点是关心国家命运,追求事业和理想,积极进取,勤奋好学,当时的大学校园里春意盎然,一片风华。就我来说,无论是知识基础,还是理解能力、处事能力,都无法和那些“老三届”、“新三届”的同学相比,至于讨论当时的思想热点,如“实践是检验整理唯一标准”、“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等等,只能当个观众或者听众,无从置喙,只有听课、记笔记、读书,希望尽快缩小差距。至于读书内容,则是饥不择食,谈不上选择。尽管老师在讲课时曾开出书目,但当时图书馆藏书有限,同学们抢着借书,时常是有目无书,只能是逮着什么就看什么,没有什么专业方向,也没想过以后做什么研究。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既然离开农门,考进大学,读书能改变命运,就不能虚度光阴。

1978年是拨乱反正的一年,百废待兴,诸事草创,学校教学工作是名副其实的急就章,离开教学研究岗位十年之久的老师刚刚从农村、厂矿、中学返回高校,没有系统的教材,也没有相应的参考资料,教师之教和学生之学,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着较大的自由度,至于学科发展更不明确。幸运的是,当时的徐州师院,有一批因各种历史问题被下放到苏北的学者站在教学第一线,首先给我们上中国古代史课的是臧云浦先生和王云度先生。臧云浦先生曾任中央政治大学教授,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短暂地任教于武汉大学,后调回苏州与师母团聚,任教于南菁中学,1957年,江苏师专成立于无锡,臧先生调入该校,身份是教员,次年学校北迁徐州,更名徐州师范学院,臧先生随迁徐州,和师母两地分居,直至退休。臧先生在江苏社科界德高望重,是徐州师院历史系的实际创办人,具体工作由王云度先生负责。我们入学时领取的唯一完整的教学参考书就是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纪年》和《中国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2】。这是两本不带有价值预判的教学参考书,《纪年》是1949年以后大陆第一部简明编年体加纪事本末体通史,《表释》纯粹是简明制度通史加上资料汇编,一册在手,对古代王朝演变、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职官制度、选举制度、军事制度,既可以有系统了解,也可以知道资料门径。王云度先生讲通史课的上半段。其时,臧先生年逾花甲,亲执教鞭,先后给我们讲授通史课的隋唐、明清部分,和王先生合开秦汉史研究专题课,是最受欢迎和尊敬的老师。

学习历史有个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刚入学时基础最差,而教学内容却最为艰深难懂。先秦秦汉史都是一年级学的,那时一点基础也没有,学起来十分吃力,资料解释、理论分析、社会性质,对于我来说都是似懂非懂。好在王先生讲课精细,臧先生时常给我们做读书指导,在介绍学界名家的同时,指示读书方法,才初步掌握一些读书门径,在听专题课过程中,才有所体会。我就是在听课过程中,知道安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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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先生长安先生13岁(臧先生1914年生人),和安先生是旧识。安先生任教于山东师范学院(现山东师范大学),距离徐州甚近。徐州是刘邦龙兴之地,又是项羽的都城,徐师自然以秦汉史为古代史建设的重点。1979年春夏之交,王先生曾专门去山东师范学院拜访安先生,并经安先生引荐拜访山东大学韩连琪先生,请教办系及学科建设事宜,得到安先生和韩先生诸多帮助。授课过程中,安先生自然是臧先生和王先生重点介绍的学者,我们对安先生满怀崇慕,以阅读安先生著作为快。只是当时不仅图书馆藏书不多,学术杂志也很有限,虽然知道安先生早有《汉史初探》一书行世,但是最早读到安先生的著作则是论文。根据现存读书笔记,我读的第一篇是《两汉时期山东的社会经济和农民问题》【3】,第二篇是《睡虎地秦墓竹简所反映的秦代农业经济》【4】,第三篇是《从西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看西汉社会性质》【5】。 不过当时的笔记,就是内容摘抄,抄的主要是史料,加个简单的说明,并没有理解其学术内涵。

1982年,我考取臧先生研究生,由王先生具体指导,方向是秦汉史。当时研究生课程没有现在的统一要求,课程设置、培养方案,都由导师确定,具有很强的个性特征。第一学年,除了系统讲读资料之外,臧先生给我们讲授先秦诸子和职官制度研究,王先生讲授秦史研究;另外,和汉语专业的研究生一起听廖序东先生的古文字学、王进珊先生的《论语》研究等。经过一年的授课,我们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83年8月底,为了扩大学术视野、交流学术信息,臧先生和王先生带领我和师兄汤其领、王健,开始了第一次游学,沿陇海线西上,主要拜谒了河南大学朱绍侯先生、洛阳文化局蒋若士先生、西北大学林剑鸣先生、张岂之先生,兰州大学刘光华先生等。原计划是返回徐州,稍作休整,再沿京沪线北上,首先到济南谒见安先生、韩先生,后因故未能成行。

研究生二年级,我们论文选题基本明确,我的选题是秦汉兵制。1984年夏天,在王先生带领下赴北京查阅资料、拜访专家。本拟途径济南,拜谒安先生和韩先生,因故改变计划,直到85年4月底才第一次拜谒安先生。

1985年三月,我的毕业论文完成,题目是《秦汉兵役制度研究》。之所以选择兵役制度,与拜读安先生著作有着不可或分的关系。读研不久,我即以秦汉兵制作为研究方向。因为臧先生研究职官制度,对兵制尤其深入,参与中国军事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古代武官条目的撰写和修订,我自然地选择了兵制研究。兵制研究,内容广泛,兵役、兵政、建制、后勤……等等,大到军权授受、出征指挥,小到士卒日常训练,都是研究对象。这一切和赋役制度、国家行政、社会结构都密不可分。因而,虽然定的方向是兵制,阅读的资料却广泛得多。1981年,安先生的《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面世,我在徐师北门口书店第一时间购买,埋头阅读之后,不仅对社会矛盾、秦汉农民问题有个梗概的了解,同时对农民的兵役徭役负担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更主要的是对如何在纪传体史书中提取研究讯息有所体悟,特别是其“编者按”,寥寥数语,画龙点睛,避免了许多可能的历史误解。我在本科时代读书甚杂,对史书阅读是随着课程需要而变,对经典史书阅读甚少,《左传》、《史记》虽然完整过手,实际阅读的都是选篇;《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根本没有系统翻过,读的都是选本,而且偏重于文学性的选本。进入研究生阶段,虽然夜以继日第集中阅读前四史以及出土简牍资料,但是对散见于《纪》《传》《表》《志》之中资料的把控能力远远不足。读了安先生的《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感到对资料把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不久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借到了安先生的《汉史初探》一书,对汉代赋役、边防有了初步的系统理解。1984年初,安先生的《秦汉官制史稿》(上)由齐鲁书社出版,对秦汉中央官职包括军制在内做了详细的考述,拜读之后,感到军政内容已题无剩义,于是把毕业论文集中为兵役制度研究。

在我们的毕业论文定稿之前,臧先生、王先生已经函请安先生做我们硕士论文答辩委员,安先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论文完成后,即由我送呈,隸我见安先生的则是张进(晋文)兄。张进兄是徐师79级本科,和我同学四年(我本科毕业读研究生,和张进兄依然在一起,直到张进兄毕离校),关系不分彼此,当时正随安先生读研究生,陪我拜见安先生,自然是义不容辞,早已把去山师的交通路线详细地告诉我。我记得是在4月末的一个早上,还有些许寒意,我直接到张进兄宿舍,二人立即去安先生家里。张进兄的研究生宿舍在学校园内靠南的位置,安先生家在学校大门对过,穿过校园,步行十几分钟即到。当时安先生住的是两层小楼,相当于后来的联排别墅,有单独的小院,以木板条相隔,院内有不知名的花草,颇为幽静。我们刚进小院,还未敲门,安先生已经把门打开,说:“知非来啦,进来吧”。声音洪亮,语气亲切!这是我听到安先生说的第一句话,至今言犹在耳!进入书房,我立即呈上论文。安先生让我们随便坐,首先询问臧先生身体状况,嘱我转达对臧先生的问候,而后听我简单地汇报论文,询问读书情况,并对选题予以肯定。在我们心目中,安先生是大家,是名教授,是学术权威,是高不可攀的,一定是威严老者!一句“知非来啦”,以及对论文选题的肯定,使我如沐春风,对答辩的惴惴不安,随之消失。至5月底,在张进兄的陪同下,安先生到徐州参加答辩,充分肯定我的论文,希望继续努力,我的答辩自然是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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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随田昌五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三年读博期间,频繁地出入安先生家里,有时是我自己登门请教,有时是陪同田先生到安先生家里赴宴,不时陪同田先生和安先生参加各种座谈会和讨论会。当时田先生一个人在济南,谈不上生活规律性,安先生除了叮嘱我照顾好田先生饮食以外,经常让安师母下厨,以陈年佳酿,宴请田先生,只要我在济南,都由我陪同。印象中,安师母厨艺极高,做的菜色香味俱佳;田先生酒酣之际,畅谈学术理念。安先生不擅酒,也不如田先生健谈,一边听,一边劝我们吃菜,对田先生想法偶尔补充,但是,一旦打开话题,则绵绵不绝。我是默默地听,偶尔做些服务,多数时间是埋头大吃。

读博期间,向安先生教问题甚多,许多内容已经模糊,但有几件事是我终身难忘的。首先是我博士论文选题。一般说来,以硕士论文为基础是博士论文的大多数选择,但我入学之后,发现原来的想法太过简单。田先生是先秦史大家,长于史学理论,对秦汉史亦有研究,得知我的想法之后,田先生要求我厘清先秦而后再论秦汉。先秦史是史学界精耕细作的学术领域,要想有所突破,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功底外,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史学理论都要有相应基础。对我来说,除了文献基础尚可以外,古文字只是皮毛,考古知识、史学理论几乎是完全的外行。面对自己的基础和田先生的的要求,究竟如何确定研究方向,如何突破,踟蹰彷徨,焦虑不安。大约是第二学期刚开学,和师兄周苏平一起去给安先生拜晚年,闲谈中说起论文选题和自己的不安,请示安先生看法。虽然时过数年,安先生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的硕士论文,就我的想法,指出原来论文除了资料发掘不全、分析粗疏之外,最大问题是对秦汉社会结构把握不足,根源在于对先秦史缺少研究,无法把握秦汉社会结构的由来,只能就事论事,要想突破,就要从源头做起,上下贯通,才能豁然;同时指出秦汉赋役制度、阶级关系等等是春秋战国的发展,许多内容都是战国延续下来的,新的学术历程应该毫不犹豫地从先秦开始,同时以吕思勉学术著作为例,说明贯通的重要性。正是安先生的这一番训诫,打消了我的畏难情绪,最终确定论文选题《春秋战国社会结构研究》。

其次是参与《秦汉史》的撰写。人民出版社约请田先生和安先生主编一部《秦汉史》,开始写作前,田先生就理论问题谈了看法,要求写出特色,具体章节内容、体例主要是安先生负责,分给我的任务是第二章《西汉前期政治和经济》。当时我只发表过几篇论文,是第一次把握一个时代政治经济的演变,又是两位大家主持的项目,对怎样写、详略到什么程度、如何给以下各章的衔接留下适宜的衔接空间,两位先生的具体要求是什么样子,心里面没底。安先生给我的指示是放开写,然后再按照总体要求压缩字数、具体修改。初稿完成,先交给安先生。大约两周后,安先生让人送回书稿。安先生没有对原文直接修改,而是用铅笔在书稿的天眉地脚以及左右空白处,说明修改理由,从标点符号到资料解释以及事实描述,一一提出意见,有些评论性文字,安先生用的则是商量语气,十分委婉地提出不妥之处。拿到修改稿,我感到十分震惊:作为一个初学者,总想写出新意,自以为采纳新的研究成果,表达新认识,看了安先生的意见,才知道作为断代史著作,要经得起时间检验 ,观点要公允,叙述要平和,语言要简练。这是我第一次通过修改书稿从安先生身上学到的治学精神。后来,《秦汉史》增订稿出版,因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面世,西汉前期政治经济部分需要增补内容较多,我就是在原来框架内按照安先生要求予以增补的。

第三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撰写。读博期间,田先生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战国秦汉编有安先生主持,命我负责战国土地制度、工商业以及战国秦汉人口部分。战国土地制度、工商业发展,和我毕业论联系紧密,心里有底,秦汉人口问题则是第一次接触。我向田先生谈了自己的顾虑,请求是否安排给更合适的人撰写,田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向安先生请教”。人口资料有限,当时学界研究成果也有限,许多数据是推定,如何使用很费踌躇,我没见过安先生发表过人口问题的论著,我就带着如何分析有限的传世数据、如何采纳已有研究成果等问题请教安先生。安先生对文献资料了然于胸,一一指出要注意的具体问题,特别是《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人口数据的适用性,对简牍资料反应的家庭规模也要有区域意识,不能作为一般家庭结构和规模推而广之,只能作为区域性资料使用。对于争议问题,不要陷入繁琐考证。正是安先生的这一指示,使我少走许多弯路,保证了书稿质量。

1989年5月26号,师弟徐俊祥、师妹朱龙英硕士论文答辩,安先生是答辩委员。25号,我陪安先生到徐州,学校设晚宴接待,臧云浦先生、王云度先生主陪,我则是双重身份,既是安先生的陪同人员,又是徐师的学生,既受到客人的礼遇,又承担义不容辞的服务,也因此多了亲近老师的机会。学者、老师之间询询如也、温温如也的儒雅场景,至今历历在目!而面对当时动乱的局面和我浮动的思想,三位先生都谆谆教导我为家庭计、为学术计,保持镇静,至今言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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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初,我去济南参加济南出版社组织的组稿会,会间,我和河南大学李振宏、东北师范大学王彦辉、华中师范大学赵国华一起去拜望安先生。我从1991年博士毕业任教于苏州大学以后,除了会议和其他事情,是每两年回济南向田先生和安先生汇报工作,请教问题。2001年,田先生去世,我去济南就不定时了,大都是在开会时顺道拜望安先生,总计不过四、五次,春节时电话给安先生拜年。因而,对这次拜访,心里既充满着期待也有些惭愧,总觉得这么长时间不看望安先生,有失学生本份。5号下午约4点左右,我们到了安先生家,迎接我们的是安先生公子安国兄。当时安先生正在楼上,听见说话声,立即下楼,对我们嘘寒问暖,询问我们工作生活,表扬我们成绩出众,同时提醒我们合理安排时间,要劳逸结合。当时安先生声音洪亮,思路清晰,充满对晚辈的关心和期望。安先生毕竟92岁高龄,我们担心安先生疲劳,到5点半,我们先后和安先生合影之后,即起身告辞,并相约明年再来。安先生送我们到大门口,目送我们远离之后才返回。其情其景,历历在目!没想到的是,此别竟成永诀!抚今追昔,不禁潸然。

我之为学,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全然没有前辈学者的知识基础和学术训练。上大学之前,既没有受过任何的蒙学教育,也没有系统学习现代文化知识。进入大学,读书虽然是如饥似渴,但是饥不择食,大都是生吞活剥,一肚子夹生饭,对于学术,一头雾水。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教导,他们从不同侧面教我以知识,授我以方法。安先生是我受业老师,知识、方法、做人,方方面面,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身!如果说我还算是一个学人,取得过一点成绩的话,和安先生的教导是不开的。

按照时下说法,我还算不上是安先生的入室弟子,因为我不是安先生的研究生,在安先生门下没有我的学籍,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安先生是我永远的老师!我相信,安先生也早已把我收入门下。


注释

【1】:77年刚恢复高考时对考生年龄和政治条件限制严格,78年放宽了年龄和政审限制,但不同学校执行的标准并不相同,部属高校、名校,对年龄和政审要求仍较严格,大龄考生分数虽高但录取数量有限。故地方院校学生年龄差异大于重点高校,政治背景也更加复杂。笔者全班54人,年龄最大的是45年出生的65届高中生,最小的是63年出生的78届高中生。这种情况并非个别,而有普遍性。


【2】:这是1949年以后大陆最早的中国历史大事纪年和职官制度专著,当时以内部铅印本在各个学校用作教学参考书,几经修订之后,后来分别有山东教育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多次再版印刷。


【3】:《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794期。


【4】:印象中本文是王云度先生上课时发给我们作为参考资料使用的,是安先生参加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的会议论文,后收入《秦汉史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5】:《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5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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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知非(1958——),男,江苏宿迁人,现为苏州大学中国哲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彭门创作室导师。1978年考入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本科毕业、学士,1985年硕士毕业,导师臧云浦、王云度教授;1991年山东大学博士毕业,导师田昌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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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阜,有许多让我们感到骄傲的地方,这里有多类文化资源,其中古建筑是曲阜尤为重要的突出亮点。广为人知的算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庙宇——孔庙,天下第一家——孔府、世界上最大的家族墓地——孔林等等;还有颜庙、周公庙、少昊陵、尼山书院、洙泗书院等等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曲阜还有历史上已失的许多古建筑不太为人所知,这些建筑,曾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建筑符号意义。如中国历史记载中的第一座宫殿——大庭屋庐;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一座台榭——牛首亭;西周时期鲁国的宗庙——鲁太庙;西汉时期最著名的宫殿建筑群——灵光殿;宋代最著名的道教建筑群——景灵宫等等。这些已失的建筑或建筑群,有的仅有遗址可循,有的只有通过文献记载的碎片链接才能知道它们曾经确实地存在过。一、大庭屋庐、大庭氏之库大庭屋庐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个建筑物,它始建于传说时代的太昊时期,太昊的“昊”字从日从天,谓日出光明之意,为东方“太阳”部族崇拜的领袖。故《帝王世纪》云“继天而生,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世称太昊”。自先秦成书的《世本》《吕氏春秋》等著作将太昊、伏羲连称,视为一人,后世便合二为一,惯称太昊伏羲氏。《尚书正义》注云:“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风姓,母曰华胥,以木德王,即太皞也。”《淮南子·天文训》称:“东方木也,其帝太昊,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淮南子·时则训》又说:“东至日出之次,扶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昊、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死,祀于东方。”不难看出,太昊处于东方是无可置疑的。刘道原《资治通鉴外纪》:“太昊命大庭为居龙氏,造屋庐。”这是大庭屋庐曾经存在的直接证据,如果《资治通鉴外纪》存疑的话,可以对比其他文献资料:《左传·昭公十八年》载:“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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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 01 - 26
    孔昭曾,原名栗,字又荃,号少云,孔子七十一代孙。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科举人,历任内阁侍读,广饶招远县知县,曲阜孔学总会会长等职。孔昭曾著有《曲阜圣迹古迹择要略考》《续修曲阜县志》《晋游草诗集》《公余草诗集》《窗稿诗集》《浣花草庐诗集》《潜园诗草》等。孔昭曾居住在曲阜城内的龙虎街。八岁丧父,由其母魏氏抚养成人。他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学识渊博。光绪十七年(1891年)考中举人,授内阁中书侍读,分省补用知府,有“小举人”美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孔昭曾应聘为曲阜官立四氏师范学堂首任监督(校长)。到任后,他主持兴修校舍,聘定教员,招收学生,于次年二月正式开学,这就是曲阜师范学校的前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秋,他被调任广饶知县。民国初,又转任招远县知事山东省公署财政科科长。不久回到曲阜,在孔府协助衍圣公孔令贻主持祭祀活动,并长期负责孔府接待文牍等工作。1934年,孔昭曾应县长孙永权之邀,担任《续修曲阜县志》分纂。后因县志总纂荷泽名儒李经野未如期到任,经县志委员会公推孔昭曾为代总纂,历时半年,完成《续修曲阜县志》八卷。这期间,他还担任曲阜孔学总会会长一职。孔昭曾青年时代就酷爱书画艺术,对欧颜米蔡以及汉魏六朝诸家书法碑帖研究致深,独具心得,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同时,他还兼善绘画,长于山水人物花鸟小品。并工诗词精考据,著作甚丰。《曲阜圣迹古迹择要略考》,是孔昭曾对曲阜名胜古迹考据的著作。书内有:帝王建都略考,少昊陵启圣王林至圣林至圣庙元圣庙复圣林复圣庙曲阜新旧城略考,山河考,曲阜各种古迹古物略考,孔氏世爵世职及圣庙圣府职官略考,孔氏本源,至圣谥号,至圣祀典,孔庭祭期等。书前有庄陔兰的序言,还有孔昭曾的自序。庄陔兰序曰:“近年以来,中外人士游曲阜志圣迹古迹者多矣,顾往往详于见闻而疏于考证,或杂以流俗无稽之说,不究其实,乃近于慢圣巫贤。至见闻所不及,则概付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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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 01 - 18
    卜商(前507—?),字子夏,晋国人,一说卫国人,孔子学生,比孔子小四十四岁。从孔子学后,曾为莒父(今山东高密东南)宰,卜商以博学著称,他长于《诗》,深于《书》,明于《易》,著于《礼》。孔子死后,到魏国西河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历史教训,防止臣下篡权。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提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和“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等观点。李悝、吴起都是他的学生,魏文侯也尊以为师。他为人勇武,性格爽朗,不但有武士之勇,而且有宰相之才。极好与比自己贤能的人结交,并擅长于主持礼节仪式。历史上相传《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是由他传授下来的。如今,当我们翻开史书,通过他和老师孔子的对话,虽然只有只言片语,但是仍然能够感受到卜商的个人的性格和志向。子夏像卜商作为孔子的弟子,自然少不了接受老师的教育和指导,从史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和孔子之间进行问答交流,孔子提倡学生要有“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同时老师教育学生要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这段故事节选自《礼记·孔子闲居》中,讲述的是孔子老年闲居在家之时和卜商进行的对话,其中蕴含着孔子多年以来的人生智慧和社会阅历。首先子夏向孔子问道:“请问《诗》上所说的‘平易近人的君王,就好比百姓的父母。怎样做才可以被叫做‘百姓的父母’呢?”孔子回答说:“说到‘百姓的父母’嘛,他必须通晓礼乐的本源,达到‘五至’,做到‘三无’,并用来普及于天下;不管任何地方出现了灾祸,他一定能够最早知道。做到了这些,才算是百姓的父母啊!”到这儿并没有结束,子夏依旧孜孜不倦的汲取知识,于是他继续询问什么是“五至”,什么又是“三无”。孔子回答说:“既有爱民之心至于百姓,就会有爱民的诗歌至于百姓;既有爱民的诗歌至于百姓,就会有爱民的礼至于百姓;既有爱民的礼至于百姓,就会有爱民的乐至于百姓;既有爱民的乐至于百姓,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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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11 - 16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日前,在孔子诞生地曲阜尼山,张仲亭书法作品“《论语》仁句选录”入驻尼山圣境大学堂。在9月份召开的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张仲亭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系列讲话”作品曾一度迎来中外学者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其实,在会议举办地尼山圣境大学堂,张仲亭先生的书法作品还有很多呈现,其中蔚为大观的便是位于大学堂仁厅的“《论语》仁句选录”。据悉,仁厅作为大学堂中央主厅,和“义、礼、智、信”四个配厅共同阐释了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仁”厅两侧有20根巨大包柱支撑,包柱外表金丝楠木上的阳文镌刻便是由张仲亭先生书写的“《论语》仁句选录”。《论语》二十篇中有五十八章的109处谈到仁,本选录作品共计2211字,全面呈现了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孔夫子的哲言通过仲亭公的书写展现给四海友人,书法和哲理在气势恢宏的仁厅中相得益彰,中华艺术和儒家思想在璀璨的灯光下交相辉映,观者得到了视觉和心灵上的双重享受。据了解,张仲亭先生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他自幼酷爱书法,学书60余年,以创意举办“一山一水一圣人”大型书法系列展而声名远播。他题写的“天下第一泉”被济南市申请注册成宣传图标;他书写的泰山碧霞祠对联,20多年来一直悬挂在碧霞祠碧霞元君两旁受万人瞩目;特别是2009年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大碗幕”上选用了他的书法《望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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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7 - 17
彭门创作室导师孙永选教授译著《白话芥子园》在香港出版《芥子园画传》(又名《芥子园画谱》)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部经典著作。近代现代的一些画坛名家如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等,都把这部书作为学画的范本。此书出版三百多年以来,被世人推崇为学画必修之书。在它的启蒙和熏陶之下,培养和造就了无数的中国画名家。但是,由于其中的文字说明特别是最有价值的画论部分是文言文写成,一般人难以读懂,使用不便。有鉴于此,彭门创作室导师孙永选教授与其弟子刘宏伟合作,完成了此书的白话翻译,传世活字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此书精心做了图片甄选编辑。新版本名为《白话芥子园》,2019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大大方便了读者,受到学界一致好评,也受到社会广泛欢迎。2020年3月,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又出版了《白话芥子园》繁体字版本,为这部经典著作在海外的流传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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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04 - 24
“彭门讲坛”:与孟祥才导师交流会侧记 2021年10月23日下午2时30分,曲阜彭门创作室“彭门讲坛”第二期于彭门创作室召开,由彭门创作室导师、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孟祥才先生主讲。出席此次交流会的有彭门创作室导师彭庆涛先生、孙永选先生、高尚举先生、刘岩先生以及众多彭门弟子。在交流会中,孟祥才先生就近代及建国后的历史学家与历史研究这一主题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讲解,梳理了史学史的脉络,阐明了一些历史研究上的问题,并与各彭门导师及彭门弟子进行了热烈的学术交流。△孟祥才先生△参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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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10 - 10
西周是礼乐文明的典范,但是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关于礼和乐的学问很少有人熟知了。孔子试图传习周礼以整饬这扭曲和偏离的社会。于是他遍访礼乐之师,有一次便去了周,拜访到了老子和苌弘。《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南宫敬叔对鲁昭公说:“我愿随孔子一同去周。”鲁昭公赐他一辆车子、两匹马和一名童仆。据说此番去周他们见到了老子,并且深入探讨了礼的问题。告辞之时,老子欲赠孔子一言:“我听说富贵的人都是用财物送人,品德高尚的人则用言辞赠人。我不是富贵之人,无物为赠,只能假当品德高尚之人,用言辞来为你送行。我想说的是:‘聪明深察的人常常受到死亡的威胁,那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的缘故;博学善辩识见广大的人常遭困厄危及自身,那是因为他好揭发别人罪恶的缘故。做子女的忘掉自己而心想父母,做臣下的要忘掉自己而心存君主。’”关于孔子与老子是否有过交集,有人在时代和年龄上提出了疑问。但在先秦典籍中,道家学派的《庄子》、儒家学派的《礼记》以及综合各家学派的《吕氏春秋》,都有他们两个交往的相关记载。此外,汉代的《韩诗外传》和《潜夫论·赞学》也都采纳了“仲尼学乎老聃”、“孔子师老聃”的说法。《礼记》中的《曾子问》,有三则是孔子自述“吾闻诸老聃曰”,还有一则说到“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有学者认为:“现传《礼记》编定于汉朝,儒道两家的对立已甚为明显。著《曾子问》中的四个故事,非传自先秦儒家之旧,则汉初儒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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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06 - 26
《中华传统礼乐丛书》启动仪式现场。  6月22日上午,《中华传统礼乐丛书》启动仪式暨课题学术研讨会在曲阜机关招待所开幕。丛书课题组全体成员,王学仲的夫人曹凤珍、画家于志学、吴泽浩,书法家张仲亭等彭门创作室导师参加了开幕式。  开幕式中,《中华传统礼乐丛书》主编、礼乐研究专家、彭门创作室冠名导师彭庆涛向大会介绍了课题整体规划和前期筹备情况。各出品单位、协作单位领导分别作了发言,最后由中国孔子网融媒体副主编王立玲宣布《中华传统礼乐丛书》正式启动。在接下来三天的研讨会中,与会专家和课题组成员将充分讨论丛书的编写规划,各分册的创作纲目、体例和内容。  据悉,《中华传统礼乐丛书》由彭庆涛和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彭门创作室导师孙永选联合主编,集聚相关领域的专家、教授孟继新、刘岩等领衔主创,并特邀史学家安作璋、孟祥才和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担任学术顾问。丛书由曲阜彭门创作室承担,中国孔子基金会指导,曲阜尼山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曲阜市三孔文化旅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道可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孔子网融媒体联合出品,苏州汉声乐器有限公司和天津孟雒川服饰有限公司协作,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丛书已由山东画报出版社申报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  丛书包括《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中国古代人生礼俗》《中国古代规范服饰》《中国古代乐典乐学》《中国古代民间祭祀》《中国古代行业祭祀》《中国古代节庆礼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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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12 - 27
近期,彭门创作室、中国孔子网招募一线名师在圣城曲阜以泰山出版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初中段教科书为范本开展示范教学,近日更是走进了孔子诞生地——尼山圣境录制示范教学视频。尼山是孔子诞生地,孔庙、书院、大学堂、孔子像营造出浓郁的儒家氛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教学视频在此进行录制,既是追溯滥觞、正本清源的行动,也为示范教学融入了儒家祖庭独特的文化格调。此外,依据课程内容,策划组和摄制组在曲阜选择了不同的文化景点进行录制,圣城气派、传统经典、名师讲解汇成了一股强烈的国学教育热流。据悉,此次示范教学视频录制由彭门创作室和中国孔子网领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编委全程监制,彭门讲师团吴兆灵、颜保华、朱宁燕、姬晓灿、王新莹、束天昊等十余位名师担任主讲教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教学视频的拍摄旨在解决一线教师面对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这门新课程不知如何开展教学的难题,同时也是响应国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号召,真正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小学的实践探索。据了解,七、八两个年级的示范教学视频已经进入后期制作,九年级预计明年春季完成录制,届时将正式推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教学视频,以飨广大使用泰山出版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科书的一线师生和传统文化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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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8 - 23
彭门创作室召开《中华传统礼乐丛书》中期调度暨第二次学术研讨会8月22日至23日,彭门创作室在市机关招待所召开《中华传统礼乐丛书》课题中期调度暨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彭门创作室导师彭庆涛先生主持,各分课题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前期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创作安排。孔子研究院院长、彭门创作室导师杨朝明先生作为丛书顾问对前期编写工作表示肯定,并提出相关指导性意见。曲阜师范大学孙永选教授、高尚举教授,孔子博物馆文博专家孟继新先生、刘岩先生,及各分册主要创作人员、课题联合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中华传统礼乐丛书》共计8卷,分别从国家祭典、人生礼俗、服饰通考、音乐通考、民间祭祀、行业祭祀、节庆礼俗和家族礼制等层面对中国古代礼乐文化进行了细致剖析、形态复原和系统阐释。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程中,彭门创作室积极发掘传统礼乐文化,对于提升国人历史认知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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