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观欹器图

日期: 2018-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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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观欹器图


孟继新

 

 

《孔子观欹器图》,绢本,设色,纵100厘米,横59厘米。图中欹器三个,铜质,云牙大口外敞,圆腹圆底筒形,边饰雷纹,两耳位于腹中部,以铜链悬于横木上。中水半满,正立;左无水,右斜;右满覆。器架左立守庙人,手提木水桶,器架前右立四人:孔子居中,孔子身后两人,孔子前一人向孔子躬身施礼,应为子路请问持满之道。

画面上部,有楷书十四行,每行十一字。文为《孔子家语·三恕》一则:“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夫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故常置之于坐侧。’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呼!夫物恶有满而不覆哉!’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之道也。’”

这段题写在画幅上的文字,应当算是这幅画的一个解说词。文中除了详细地说明了欹器的作用外,还明确指出了欹器的所在位置,即在鲁桓公庙内。

鲁桓公,是鲁国的第十五任国君,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国君,从他即位到他死去,共十八年的时间,虽然不算太长,但在他身上发生的异乎寻常的事确实是太多了。

桓公的前任是隐公。隐公摄正十年,桓公已经长大。因此,隐公打算把国君的位置交给他,并让人在菟裘(今山东泗水北)建筑房屋,准备养老了。然而隐公没想到,突然萧墙生变,自己连命也赔了进去。

原来,鲁国宗室有一位公子翬,字羽父,此人一向恣意专行。隐公四年诸侯伐郑时,宋公使来鲁国乞师,隐公推辞了,他却固请以师会之。隐公十一年(前712年)为了求得太宰的官职,他又请杀掉桓公。当听说隐公欲还位于桓公时,羽父害怕了,便反过来向桓公诬陷隐公而请求杀掉隐公。

隐公还是公子的时候,曾与郑国人在狐壤作战被俘,被囚禁在郑大夫尹氏那里。隐公贿赂尹氏,并在尹氏的祭主钟巫神之前祷告,于是就和尹氏一起回国,并在鲁国立子钟巫的神主。十一月,隐公将要祭祀钟巫,在社圃斋戒,住在寪氏处。羽父趁机使人刺杀隐公于寪氏家中,而立桓公为国君。以把弑君罪名推到寪氏头上,派人攻打寪氏,枉杀许多寪氏家人。桓公也没有按照国君规格为隐公举行丧礼。

桓公即位后,违礼的举动实在不少。按规定,诸侯新即位,在为去世的君主治丧结束后,应当去朝见周天子,天子按其原来的爵位赐以衣冠和圭璧等礼器,称为“受命”。东周时多改为派人向周王“请命”,周王则派人把册送去,谓之“赐命”。而桓公在位时没有请命于王室,直到桓公死后,其子庄公才派人“请命”于周天子,所以,直到庄公元年(前693年),周王才派荣叔册命桓公为合法鲁君。

桓公三年(前709年)春,桓公会齐侯于嬴,成婚于齐,娶了齐女文姜。文姜为齐僖公女、齐襄公妹。她与其兄齐襄公有私情。《史记·齐太公世家》就说:“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僖公时,嫁为鲁桓公妇。”

桓公十八年(前694年)鲁桓公会齐侯于泺,与文姜一道至齐,“而襄公复通焉”。桓公听说后指责文姜,文姜便告诉了齐襄公。于是,齐襄公请桓公宴饮,酒醉之后,让大力士彭生送他回去,乘机把桓公害死。桓公死后,鲁人也无奈于齐,只是告于齐说:“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及,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左传》桓公十八年)齐人便杀彭生了事。

桓公庙,是在桓公死之当年,即公元前694年,在鲁国设立的。这座庙一直存在到鲁哀公三年(前492年)才被大火烧毁了。

桓公庙遭大火时,孔子正带领着众弟子游离于陈国。

鲁哀公三年(陈闵公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突然传来消息,说鲁国宫城发生火灾。大火从西边的司铎(官府名)烧起,越过公宫,殃及东面的宗庙。孔子在陈国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有一种预感,“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左传·哀公三年》)他的这种推测很快得到证实。从鲁国传来确切消息,被烧毁的正是桓、僖之庙。

按照古代诸侯庙制,他们的宗庙都应该在四世以后及时毁掉,其牌位迁入太庙。桓公至当时的哀公这一代已十一世,僖公至哀公这一代已八世。由于当权的鲁“三桓”是桓公的后代,他们当权又始于僖公时,故桓、僖二庙被特意保留下来。对这种违背礼制的做法,孔子是不满意的。因此,他同陈闵公谈及此事时,把这次火灾看成是对非礼行为的一种报应。

可想而知,伴随着鲁桓公庙的这次大火,当年孔子带弟子进桓公庙所见到的欹器,也定会永远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所幸,当年之事,被后人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再后来,又被绘成图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面前的这幅《孔子观欹器图》,图文并茂,非常难得。

关于这幅画的作者,《阙里文献考》说:“观欹器像,明郭诩画。”认为这幅《孔子观欹器图》是明代画家郭诩的作品。

郭诩,明代画家,字仁弘,号清狂道士,泰和(今属江西)人。少时应科举,未终场即弃去,性耿介,致力于诗画,遍游名山,曾谓“画在是矣,何谱也!”(《画史会要》卷四)弘治年间,孝宗朱祐樘征天下善画者于京师,欲予锦衣官,郭固辞不就。擅写意人物,笔势飞动,形象清古,有时信手拈来,辄有奇趣;兼工点簇花卉、草虫,亦写山水。

郭诩不但是画家,而且还是诗人,每喜在自己的画上题诗。《画史会要》所载,郭诩有题画诗云:“仰看青天小于席,茫茫万古如一日,世间无处可逃名,走入龙宫学吹笛。”又云:“流落人间四十年,并无人识是神仙,天涯地角无多地,只借洪崖一夜眠。”由此可见他为人不任羁束,避世逃名,性格狂放,又安肯入宫去做唯唯诺诺、曲意逢迎的锦衣官呢?

郭诩当时和江夏吴伟、北海杜堇、姑苏沈周俱以画名于世。

郭诩还自称是王守仁的门人,却比王守仁长三十五岁。这足以说明他对儒学大师王守仁的崇拜之情。

王守仁是一位明代心学集大成者。字伯安,浙江余姚(今余姚县)人。生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世宗嘉靖七年(1529年)。早年筑室阳明洞中,后曾创办阳明书院,故学者称为阳明先生。他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其后任职江西,因镇压赣南农民起义及平定宁王之乱有功,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成。他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创立了“阳明学派”,在中国儒学史上影响甚大。诏从祀孔庙,称“先儒王子”。

王守仁主张“心即理”说。认为事物之理取决于心之理。断言心外无理、无物、无事,将孔子讲的“好古敏以求之者”解释为“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传习录》中)创“致良知”说,认为“良知”为人先天具有。认为“个个人心有仲尼”,“人人自有定盘针。”(《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指出孔子的“一以贯之”即“致其良知”,将孔子“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解释为“良知之外别无知也”。(《传习录》中)宣称致良知说,“乃是孔门正法眼藏”。(《与杨仕鸣》)

王守仁还肯定“人性皆善”,良知就是性善。指出“夫子说性相近,即孟子说性善”(《传习录》下),但认为在外物诱使下,人会昏蔽,要通过“存天理,去人欲”而复得“良知”。认为孔子的“人无远虑”中“远虑”,“不是茫茫荡荡去思虑,只是要存天理”(《传习录》下)。将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解释为“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人心本自说理义”,“人欲日去,则理义日洽浃,人心安得不说?”(《传习录》上)指出圣人与凡人的区别,是圣人之心“纯乎天理无人欲之杂”。(《传习录》上)

王守仁的心学成为明中期以后的“显学”,加以王守仁主张因材施教,提倡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反对对儿童“鞭挞绳缚,若待拘囚”,而“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并要“量其资禀”“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教约》)不仅其教育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而且其本人亲自施教,遂使一般士子学人“一时心目具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一时王学风靡天下,王门弟子遍及国中。

既然郭诩宣称自己是王守仁的门人,那么他肯定也是一位忠实的儒家信徒。在他手中绘出反映孔子生活的作品,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孔子观欹器图》虽然经《阙里文献考》考定为郭诩的作品。然而近有专家就画风、笔法等诸方面,提出了许多质疑。加之此画既无款识,又无印信,也无郭诩常见的题画诗,这就更增加了作者身份的不确定性。因此《曲阜县志》在记录这幅画时,对作者的身份仅记为“明代无名氏作”。

其实,作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应该是画的题材和内容。

《孔子观欹器图》是根据孔子入鲁桓公庙观欹器这一历史故事创作而成的。这个故事不但记录于《孔子家语》中,而且还记录在《荀子·宥坐》《韩诗外传》、《淮南子·道应训》《说苑·敬慎》等书中,只是在个别字上有所差异而已。

欹器,是古代的一种器具,制作很特别,倾斜易覆,“虚而欹”,注水于内,“中而正,满而覆”。据说该器多以青铜制造,但久已失传。据史书记载,历代有人仿制欹器,成功的不多。晋代的杜预虽有巧思,但制造欹器三改不成。南朝大科学家祖冲之做成了,而实物一直没有流传下来。近人有研究复制成功者。

欹器,又称宥坐之器。《荀子·宥坐》:“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唐杨倞注:“宥与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坐右以为戒也。”据说古人时常将此器置于坐,提醒人不要过与不及。

由此可见,欹器应当是一种具有警示性的器具。难怪子路在看了欹器的演示后,急忙向孔子请教:“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一口气说出了四条防止满而覆的方法和准则:“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荀子·宥坐》)

孔子认为,只有聪明却不显能,有功却不贪得,有勇而不逞强,富足却简朴谦逊,才能保住已得的盈满优胜地位。孔子称此为“挹而损之之道”。

这种警示性的设置,大概是鲁国的一个传统。据说,第一代鲁国国君伯禽到鲁就封时,就带来了一座用青铜铸造的金人,置于鲁太庙内。金人口有三道绳索缠绕,背刻有铭文,用以警示。

孔子早年赴洛邑观周礼时,进后稷庙,在庙的右陛前就见过这种金人。当他看过铭文后,极力夸赞这段话说得合情合理。

《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患,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纲罗。毫末不扎,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或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子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

《东野志·金人考》说:“孔子当年观金人,读斯文,悟出真谛。”

欹器与金人铭,二者似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表达了孔子谨慎谦让的思想,也体现了孔子做一名真正君子的准则,因此,才得到了孔子的首肯。其时,在孔子的言论中,类似这样的话还很多。

《论语·子罕》:“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已矣。’”

孔子认为,严肃而合乎于礼法的话,能不接受吗?但要改正错误才是可贵的。恭顺己意的话,听了能不高兴吗?分析一下他的真意才是可贵的。盲目高兴却不去分析它的深意,表面听从却并不去改正,这种人我对他没办法了。

孔子又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敏,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要考虑是否看清楚了;听的时候,要考虑是否听明白了;自己的脸色,要考虑是否温和;容貌态度,要考虑是否恭敬;说的话,要考虑是否忠诚;对待工作,要考虑是否严肃认真;遇到疑问,要考虑向人家请教;愤怒时,要考虑是否有后患;看见可得的,要考虑是否合乎于义。

孔子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这是说君子安详舒泰而不骄傲;小人骄傲凌人而不舒泰。傲气是一种气焰,气焰会伤人误己。盛气凌人,妄自尊大,终会事败丢命的!一个真正的君子,应当像梅花一样,苦寒之中仍绽放出一缕幽香,怡人性情,但却无肃杀之气。

“泰”与“骄”分别是一个人是否成熟,形之在外的两种形象。构成“泰”与“骄”的条件,不外乎事业有成、身居显职等。有智慧的人,将一切看得如过眼烟云,故能泰然面对名利。没有智慧的人,则会将现实当永恒,骄矜情绪随着他的地位、成就而凸显。《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记载了一则故事:晏子为齐国宰相,有一天,为他驾车车夫的妻子看到她丈夫踌躇满志,得意洋洋地替晏子驾马车。她丈夫回来后,她要求丈夫辞职,丈夫不解地问她原因,她说,晏子身长不满五尺,身为齐国宰相,名声显于诸侯,我看他坐在车上,意气内敛,举止泰然,不以为骄。而你身长八尺,只不过是个车夫,但我看你却得意洋洋,自以为骄傲,所以,我请求你辞去此职。这则故事,应为“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做了很好的诠释。

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

君子遇事是不争的。如果一定要争的话,那也就该像射箭一样。先作揖行礼,然后升到堂上较量。较量完毕,下到堂下,输的人要喝罚酒。这样的争,才是君子之争!

真正的胜利者,是不做无畏的争夺而有属于自己成绩的。真正的强大,也不是用压制别人来取得的。争强好胜,是成功的绊脚石。成功在于抱着纯正的目的,埋头认真地耕耘。孰高孰低并不重要,身心的健康和修养才是最关键的。

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

君子做事以道义为基础,依礼仪来实行,用谦虚的语言来表达,用诚实的态度来完成,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君子。君子在世,不贪求,不陶醉,知足常乐,无所束缚,行止随心。不必为一得一失去费尽心机,因此也不会劳心伤神。眼界不受局限,心胸自然开阔。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

君子要言语谨慎,而做事要勤劳敏捷。才美不外露是难能可贵的,大智若愚更是难上加难。如一口古井,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围死水,有无风来,它都不起波澜。可有一天,我们渴了,站在那掬水来喝,才惊异地发现,这古井竟是那么深不可测,掬上来的水竟是那么清澈,而那井水的味道 ,又是如此甘洌。

言语谨慎却勤于行动的人,就是一口古井,他们没有华丽的言辞、招摇的行动,却实实在在地做事。然而,风大的时候不起惊浪,无风的时候自然平和。能说善道的人不一定渊博,沉默寡言的人不一定贫乏,最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学问和内涵。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君子有三件事应该畏惧。畏惧天命,畏惧有德行的人,畏惧古代圣哲的遗训。愚者,不知天命,所以他不敬服,轻蔑有德行的人,亵渎圣哲之言。人性在智慧不成熟时,对人、事、物所表现的“无畏”,与智慧成熟后,对“天命”“大人”“圣人之言”的敬畏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用感官决定对人、事、物的好恶;后者则是用智慧体悟己与人、己与物之间的互存之道。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因为不知道老虎会吃掉他。智慧不成熟的人,亦不明白违背天命,轻蔑有德行的人,凌辱圣人之言。这是把自己放在死亡之谷边睡觉,随时会在一觉中醒不过来。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君子与人相处,谨守中和,不会盲目逢迎别人的意见,只是道义的认同;愚者与人相处,惟利是图,相同则合,相异则分,只是利害的认同。“和”在《论语》中出现过八次,在其他言论时含有“和”的意境也不少。最能体现“和”的意义,要算《中庸·首章》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体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是孔子把从自然看到的和谐原理移到人的身上,使之显得体用合适。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重新移回到《孔子观欹器图》上来,再来重新观察一下整个画面。

可以肯定地说,画家是在深入研读了儒家经典后,尤其是深刻揣摩了《孔子家语·三恕》上的话后,才开始创作这幅画的。画中欹器被摆放在了突出位置,体现了欹器的重要性;其演示的三道程序,也很好地、完整地描绘出来。

画中孔子,身穿长袍,神态安详。子路躬身请教,恭恭敬敬。另外两弟子紧随孔子身后,似有所思。人物造型生动自然,笔墨技法纯正娴熟。

应当说,每当我们站在这幅画的前面时,不仅是受到了一次古代绘画艺术的熏染,更重要的是受到了一次先哲的教诲。这时,我们犹如身临其境:亲眼观察欹器的“空则斜,中则正,满则覆”的规律,也聆听了孔子的循循善诱的教导;知道了“守之以愚”“守之以让”“守之以怯”“守之以谦”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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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庙大成殿正中供奉孔子,东西两旁则列有“四配十二哲”。所谓“四配”,又称“四圣”,即复圣颜渊、宗圣曾参、述圣子思、亚圣孟轲。“颜、曾、思、孟”中的曾子,名参,字子舆,是孔子的晚期弟子之一,也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被后世尊奉为“宗圣”。何谓“宗圣”?“宗”即宗教礼法,“宗圣”则意为恢复宗教礼法的圣人。孔子创立儒学,以“克己复礼”为任,终生推崇西周的礼法。而曾子无疑是孔子弟子中,继承宗教礼法最好的一位。关于曾子恢复宗教礼法的主张,在《论语》的许多言语中都有所体现。如《论语·学而》里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子张》中的“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泰伯》里的“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曾子在治国、孝亲、民风等方面都强调儒家的“忠恕之道”,是儒家思想的完美践行者。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加赠曾参为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庙堂,此为曾参配享之始。元文宗时加封曾子为“宗圣公”,到明世宗时改称为“宗圣”,与颜渊、子思、孟子比肩共称为“四配”。曾子的著作《大学》,开宗明义提出了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封建伦理的政治哲学体系。“诚意”一般指使意念发于精诚,不欺人也不欺己。曾子的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诠释儒家道义礼法,不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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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01 - 18
孔子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名教育家,其门下弟子有三千之众,其中有七十二弟子尤为出众,被后人称作“七十二贤”。他们都追随孔子的脚步,践行儒家思想。孔子之后,历朝历代都会在孔庙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孔庙祭祀以孔子弟子配享始于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汉明帝刘庄到曲阜祭孔并祭七十二弟子。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李世民以左丘明、公羊高等22人配享,这是先儒从祀的开始。其后,历代帝王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增添,将贤、儒分为“四配”“十二哲”“先贤”和“先儒”。孔庙有“四配”始于元延祐三年(1316年),“哲”始于唐开元八年(720年),当时为“十哲”,是命以圣门四科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祭,至清乾隆三年(1738年)定为“十二哲”,将朱熹和有若二人加入。“四配”“十二哲”在大成殿内从祀。在“十二哲”中以文学著称的子夏便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人物。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关于卜商的记载: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孔子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然则师愈与?”曰:“过犹不及。”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子夏像子夏向孔子提问关于《诗经》中的一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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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03 - 10
孔伯华(1885~1955年),谱名繁棣,号不龟手庐主人,山东曲阜人。中医学家,他与汪逢春、萧龙友、施今墨并称北京四大名医。学自家传。孔伯华早年任北京外城官医院医官,1929年被选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主席,率请愿团赴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收回“取缔中医”的成命。后与萧龙友合办北京国医学院并任院长。新中国建立后,孔伯华任卫生部顾问、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他也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学术上,孔伯华主张病必求其本,临证注重湿与热。他以善治温病著名,更以善用石膏一药,为医林所景仰。其著有《时斋医话》《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孔伯华医集》。孔伯华幼年时,颖悟异常,善于提问,他六岁入私塾学习,启蒙老师教他《百家姓》时,他问,为什么“赵钱孙李”在开头呢?学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以后,他就早早起来打扫卫生。年纪稍长后,他攻读经书,并随父宦游各地。后以母病,遂立志学医。十六岁时,孔伯华移居河北易州行医,于当地与名医狄虎堂等人交善。后又于二十五岁时在北京外城官医院任职,与当时名医张菊人、陈伯雅等共事,砌磋学问。1929年,他曾参与奋起反抗当时政府拟消灭中医的活动,并于同年与另一名医萧龙友共办北京国医学院,培养较多的中医人才。他平时喜用并善用石膏,故有“孔石膏”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人称“北京四大名医”之一。1929年,汪精卫反动政府意欲消灭中医,他便联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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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07 - 13
三阕《钗头凤》——贺话剧《钗头凤》重演“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公元1155年的暮春,残阳照壁,也照射着一片雄肆飘逸的湿润墨迹,诗人陆游题写了这阕《钗头凤》新词。诗人的愤懑太深了。前一年,他在礼部考试中,名列第一。当时,卖国求和的秦桧,把他的功名夺去,妄图加在他孙子秦埙身上。这在表面看,似是功名利禄之争,而实际上,陆游目睹岳飞遭害、山河破碎、国土沦亡的悲惨局面,再也遏制不住心头的怒气,一下子倾泄在他的试卷上,大谈恢复的雄策,所以才触怒了权奸秦桧……诗人来到沈园,本为排遣一下满腔积郁,不料,却在宫柳碧桃丛里,碰上了一对游春的情侣。那女伴踪影衣香,使他不禁喃喃自语:“好生面熟呵!”再向前移近几步,他脱口惊叫起来:“这不是琬妹吗!”——这正是他早就急切盼望见到的人呵。唐琬也是猝不及防,不想在这里碰到前夫。顿时间,思绪万千,惊异、悲切、欣喜交织于一起。在刹那间的惊慌之后,唐琬恢复了平静,她指着陆游向自己的丈夫赵士程介绍:“这是我的表兄陆务观。” 又回头招呼随身的侍女取出黄封官酒和菜肴款待陆游。这时的陆游,更加触景增慨,十年阔别,心潮一下涌来,遂取笔题词,以表达他的哀怨。他回忆起十年前的元宵佳节,随舅父在唐家观灯,秋天里,表妹唐琬又约他一块赏菊。手巧心慧的唐琬,还缝制了花鸟绣枕,将一同采来的菊瓣塞进枕囊,以象征他们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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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07 - 13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1]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2],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Mencius, having an interview with the king Xuan of Qi, said to him, “If you are going to build a large mansion, you will surely cause the Master of the workmen to look out for large trees, and when he has found such large trees, you will be glad, thinking that they will answer for the intended object. Should the workmen hew them so as to make them too small, then Your Majesty will be angry, thinking that they will not answer for the purpos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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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11 - 18
曲阜市建筑工程公司举办成立七十周年庆典活动初冬的曲阜,叠翠流金,景色迷人;美丽的蓼河曲桥流水,游人如织。2019年11月16日,曲阜市建筑工程公司内外鲜花烂漫、彩旗招展、气球高悬,曲阜市第六届百姓儒学节——曲阜市建筑工程公司成立70周年庆典活动隆重举行。曲阜市建筑工程公司始创于1949年11月14日,其前身是曲阜县建筑合作社,现隶属于曲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我市最早的土木工程营造专业公司。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凭借七十年的专业品质和深厚积累,在省内外承担了不少精品工程,多项工程荣获省级优良奖项,为我市的城市建设和行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9时20分,庆典仪式正式举行,首先进行揭牌仪式。《曲阜建工赋》由我市著名文博专家、研究馆员彭庆涛先生撰文,篆刻家张博先生治印,全文共546字,用典严谨、文辞隽永,由前山东省书协副主席、著名书法家张仲亭先生书丹,赋中所体现的传承与发扬、创新与发展的理念更是勉励公司员工励精图治,奋发图强。10时20分,各位领导、来宾们共同乘车前往儒家花园酒店参加公司成立70周年庆典大会。会议以“继往开来,砥砺前行”为主题,回顾曲阜建工70年来不畏挫折、不懈努力、勇创辉煌的光荣历程,展望企业未来的美好前景,表彰先模典范。最后,在全体与会人员热烈地掌声中曲阜市建筑工程公司70周年庆典落下帷幕。全体曲建人将以昂扬的姿态、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时代建设中去,共创更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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