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观欹器图
孟继新
《孔子观欹器图》，绢本，设色，纵100厘米，横59厘米。图中欹器三个，铜质，云牙大口外敞，圆腹圆底筒形，边饰雷纹，两耳位于腹中部，以铜链悬于横木上。中水半满，正立；左无水，右斜；右满覆。器架左立守庙人，手提木水桶，器架前右立四人：孔子居中，孔子身后两人，孔子前一人向孔子躬身施礼，应为子路请问持满之道。
画面上部，有楷书十四行，每行十一字。文为《孔子家语·三恕》一则：“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夫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故常置之于坐侧。’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呼！夫物恶有满而不覆哉！’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之道也。’”
这段题写在画幅上的文字，应当算是这幅画的一个解说词。文中除了详细地说明了欹器的作用外，还明确指出了欹器的所在位置，即在鲁桓公庙内。
鲁桓公，是鲁国的第十五任国君，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国君，从他即位到他死去，共十八年的时间，虽然不算太长，但在他身上发生的异乎寻常的事确实是太多了。
桓公的前任是隐公。隐公摄正十年，桓公已经长大。因此，隐公打算把国君的位置交给他，并让人在菟裘（今山东泗水北）建筑房屋，准备养老了。然而隐公没想到，突然萧墙生变，自己连命也赔了进去。
原来，鲁国宗室有一位公子翬，字羽父，此人一向恣意专行。隐公四年诸侯伐郑时，宋公使来鲁国乞师，隐公推辞了，他却固请以师会之。隐公十一年（前712年）为了求得太宰的官职，他又请杀掉桓公。当听说隐公欲还位于桓公时，羽父害怕了，便反过来向桓公诬陷隐公而请求杀掉隐公。
隐公还是公子的时候，曾与郑国人在狐壤作战被俘，被囚禁在郑大夫尹氏那里。隐公贿赂尹氏，并在尹氏的祭主钟巫神之前祷告，于是就和尹氏一起回国，并在鲁国立子钟巫的神主。十一月，隐公将要祭祀钟巫，在社圃斋戒，住在寪氏处。羽父趁机使人刺杀隐公于寪氏家中，而立桓公为国君。以把弑君罪名推到寪氏头上，派人攻打寪氏，枉杀许多寪氏家人。桓公也没有按照国君规格为隐公举行丧礼。
桓公即位后，违礼的举动实在不少。按规定，诸侯新即位，在为去世的君主治丧结束后，应当去朝见周天子，天子按其原来的爵位赐以衣冠和圭璧等礼器，称为“受命”。东周时多改为派人向周王“请命”，周王则派人把册送去，谓之“赐命”。而桓公在位时没有请命于王室，直到桓公死后，其子庄公才派人“请命”于周天子，所以，直到庄公元年（前693年），周王才派荣叔册命桓公为合法鲁君。
桓公三年（前709年）春，桓公会齐侯于嬴，成婚于齐，娶了齐女文姜。文姜为齐僖公女、齐襄公妹。她与其兄齐襄公有私情。《史记·齐太公世家》就说：“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僖公时，嫁为鲁桓公妇。”
桓公十八年（前694年）鲁桓公会齐侯于泺，与文姜一道至齐，“而襄公复通焉”。桓公听说后指责文姜，文姜便告诉了齐襄公。于是，齐襄公请桓公宴饮，酒醉之后，让大力士彭生送他回去，乘机把桓公害死。桓公死后，鲁人也无奈于齐，只是告于齐说：“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及，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左传》桓公十八年）齐人便杀彭生了事。
桓公庙，是在桓公死之当年，即公元前694年，在鲁国设立的。这座庙一直存在到鲁哀公三年（前492年）才被大火烧毁了。
桓公庙遭大火时，孔子正带领着众弟子游离于陈国。
鲁哀公三年（陈闵公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突然传来消息，说鲁国宫城发生火灾。大火从西边的司铎（官府名）烧起，越过公宫，殃及东面的宗庙。孔子在陈国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有一种预感，“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左传·哀公三年》）他的这种推测很快得到证实。从鲁国传来确切消息，被烧毁的正是桓、僖之庙。
按照古代诸侯庙制，他们的宗庙都应该在四世以后及时毁掉，其牌位迁入太庙。桓公至当时的哀公这一代已十一世，僖公至哀公这一代已八世。由于当权的鲁“三桓”是桓公的后代，他们当权又始于僖公时，故桓、僖二庙被特意保留下来。对这种违背礼制的做法，孔子是不满意的。因此，他同陈闵公谈及此事时，把这次火灾看成是对非礼行为的一种报应。
可想而知，伴随着鲁桓公庙的这次大火，当年孔子带弟子进桓公庙所见到的欹器，也定会永远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所幸，当年之事，被后人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再后来，又被绘成图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面前的这幅《孔子观欹器图》，图文并茂，非常难得。
关于这幅画的作者，《阙里文献考》说：“观欹器像，明郭诩画。”认为这幅《孔子观欹器图》是明代画家郭诩的作品。
郭诩，明代画家，字仁弘，号清狂道士，泰和（今属江西）人。少时应科举，未终场即弃去，性耿介，致力于诗画，遍游名山，曾谓“画在是矣，何谱也！”（《画史会要》卷四）弘治年间，孝宗朱祐樘征天下善画者于京师，欲予锦衣官，郭固辞不就。擅写意人物，笔势飞动，形象清古，有时信手拈来，辄有奇趣；兼工点簇花卉、草虫，亦写山水。
郭诩不但是画家，而且还是诗人，每喜在自己的画上题诗。《画史会要》所载，郭诩有题画诗云：“仰看青天小于席，茫茫万古如一日，世间无处可逃名，走入龙宫学吹笛。”又云：“流落人间四十年，并无人识是神仙，天涯地角无多地，只借洪崖一夜眠。”由此可见他为人不任羁束，避世逃名，性格狂放，又安肯入宫去做唯唯诺诺、曲意逢迎的锦衣官呢？
郭诩当时和江夏吴伟、北海杜堇、姑苏沈周俱以画名于世。
郭诩还自称是王守仁的门人，却比王守仁长三十五岁。这足以说明他对儒学大师王守仁的崇拜之情。
王守仁是一位明代心学集大成者。字伯安，浙江余姚（今余姚县）人。生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世宗嘉靖七年（1529年）。早年筑室阳明洞中，后曾创办阳明书院，故学者称为阳明先生。他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其后任职江西，因镇压赣南农民起义及平定宁王之乱有功，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成。他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创立了“阳明学派”，在中国儒学史上影响甚大。诏从祀孔庙，称“先儒王子”。
王守仁主张“心即理”说。认为事物之理取决于心之理。断言心外无理、无物、无事，将孔子讲的“好古敏以求之者”解释为“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传习录》中）创“致良知”说，认为“良知”为人先天具有。认为“个个人心有仲尼”，“人人自有定盘针。”（《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指出孔子的“一以贯之”即“致其良知”，将孔子“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解释为“良知之外别无知也”。（《传习录》中）宣称致良知说，“乃是孔门正法眼藏”。（《与杨仕鸣》）
王守仁还肯定“人性皆善”，良知就是性善。指出“夫子说性相近，即孟子说性善”（《传习录》下），但认为在外物诱使下，人会昏蔽，要通过“存天理，去人欲”而复得“良知”。认为孔子的“人无远虑”中“远虑”，“不是茫茫荡荡去思虑，只是要存天理”（《传习录》下）。将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解释为“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人心本自说理义”，“人欲日去，则理义日洽浃，人心安得不说？”（《传习录》上）指出圣人与凡人的区别，是圣人之心“纯乎天理无人欲之杂”。（《传习录》上）
王守仁的心学成为明中期以后的“显学”，加以王守仁主张因材施教，提倡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反对对儿童“鞭挞绳缚，若待拘囚”，而“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并要“量其资禀”“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教约》）不仅其教育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而且其本人亲自施教，遂使一般士子学人“一时心目具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一时王学风靡天下，王门弟子遍及国中。
既然郭诩宣称自己是王守仁的门人，那么他肯定也是一位忠实的儒家信徒。在他手中绘出反映孔子生活的作品，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孔子观欹器图》虽然经《阙里文献考》考定为郭诩的作品。然而近有专家就画风、笔法等诸方面，提出了许多质疑。加之此画既无款识，又无印信，也无郭诩常见的题画诗，这就更增加了作者身份的不确定性。因此《曲阜县志》在记录这幅画时，对作者的身份仅记为“明代无名氏作”。
其实，作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应该是画的题材和内容。
《孔子观欹器图》是根据孔子入鲁桓公庙观欹器这一历史故事创作而成的。这个故事不但记录于《孔子家语》中，而且还记录在《荀子·宥坐》《韩诗外传》、《淮南子·道应训》《说苑·敬慎》等书中，只是在个别字上有所差异而已。
欹器，是古代的一种器具，制作很特别，倾斜易覆，“虚而欹”，注水于内，“中而正，满而覆”。据说该器多以青铜制造，但久已失传。据史书记载，历代有人仿制欹器，成功的不多。晋代的杜预虽有巧思，但制造欹器三改不成。南朝大科学家祖冲之做成了，而实物一直没有流传下来。近人有研究复制成功者。
欹器，又称宥坐之器。《荀子·宥坐》：“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唐杨倞注：“宥与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坐右以为戒也。”据说古人时常将此器置于坐，提醒人不要过与不及。
由此可见，欹器应当是一种具有警示性的器具。难怪子路在看了欹器的演示后，急忙向孔子请教：“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一口气说出了四条防止满而覆的方法和准则：“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荀子·宥坐》）
孔子认为，只有聪明却不显能，有功却不贪得，有勇而不逞强，富足却简朴谦逊，才能保住已得的盈满优胜地位。孔子称此为“挹而损之之道”。
这种警示性的设置，大概是鲁国的一个传统。据说，第一代鲁国国君伯禽到鲁就封时，就带来了一座用青铜铸造的金人，置于鲁太庙内。金人口有三道绳索缠绕，背刻有铭文，用以警示。
孔子早年赴洛邑观周礼时，进后稷庙，在庙的右陛前就见过这种金人。当他看过铭文后，极力夸赞这段话说得合情合理。
《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患，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纲罗。毫末不扎，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或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子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
《东野志·金人考》说：“孔子当年观金人，读斯文，悟出真谛。”
欹器与金人铭，二者似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表达了孔子谨慎谦让的思想，也体现了孔子做一名真正君子的准则，因此，才得到了孔子的首肯。其时，在孔子的言论中，类似这样的话还很多。
《论语·子罕》：“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已矣。’”
孔子认为，严肃而合乎于礼法的话，能不接受吗？但要改正错误才是可贵的。恭顺己意的话，听了能不高兴吗？分析一下他的真意才是可贵的。盲目高兴却不去分析它的深意，表面听从却并不去改正，这种人我对他没办法了。
孔子又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敏，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要考虑是否看清楚了；听的时候，要考虑是否听明白了；自己的脸色，要考虑是否温和；容貌态度，要考虑是否恭敬；说的话，要考虑是否忠诚；对待工作，要考虑是否严肃认真；遇到疑问，要考虑向人家请教；愤怒时，要考虑是否有后患；看见可得的，要考虑是否合乎于义。
孔子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这是说君子安详舒泰而不骄傲；小人骄傲凌人而不舒泰。傲气是一种气焰，气焰会伤人误己。盛气凌人，妄自尊大，终会事败丢命的！一个真正的君子，应当像梅花一样，苦寒之中仍绽放出一缕幽香，怡人性情，但却无肃杀之气。
“泰”与“骄”分别是一个人是否成熟，形之在外的两种形象。构成“泰”与“骄”的条件，不外乎事业有成、身居显职等。有智慧的人，将一切看得如过眼烟云，故能泰然面对名利。没有智慧的人，则会将现实当永恒，骄矜情绪随着他的地位、成就而凸显。《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记载了一则故事：晏子为齐国宰相，有一天，为他驾车车夫的妻子看到她丈夫踌躇满志，得意洋洋地替晏子驾马车。她丈夫回来后，她要求丈夫辞职，丈夫不解地问她原因，她说，晏子身长不满五尺，身为齐国宰相，名声显于诸侯，我看他坐在车上，意气内敛，举止泰然，不以为骄。而你身长八尺，只不过是个车夫，但我看你却得意洋洋，自以为骄傲，所以，我请求你辞去此职。这则故事，应为“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做了很好的诠释。
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
君子遇事是不争的。如果一定要争的话，那也就该像射箭一样。先作揖行礼，然后升到堂上较量。较量完毕，下到堂下，输的人要喝罚酒。这样的争，才是君子之争！
真正的胜利者，是不做无畏的争夺而有属于自己成绩的。真正的强大，也不是用压制别人来取得的。争强好胜，是成功的绊脚石。成功在于抱着纯正的目的，埋头认真地耕耘。孰高孰低并不重要，身心的健康和修养才是最关键的。
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
君子做事以道义为基础，依礼仪来实行，用谦虚的语言来表达，用诚实的态度来完成，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君子。君子在世，不贪求，不陶醉，知足常乐，无所束缚，行止随心。不必为一得一失去费尽心机，因此也不会劳心伤神。眼界不受局限，心胸自然开阔。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
君子要言语谨慎，而做事要勤劳敏捷。才美不外露是难能可贵的，大智若愚更是难上加难。如一口古井，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围死水，有无风来，它都不起波澜。可有一天，我们渴了，站在那掬水来喝，才惊异地发现，这古井竟是那么深不可测，掬上来的水竟是那么清澈，而那井水的味道 ，又是如此甘洌。
言语谨慎却勤于行动的人，就是一口古井，他们没有华丽的言辞、招摇的行动，却实实在在地做事。然而，风大的时候不起惊浪，无风的时候自然平和。能说善道的人不一定渊博，沉默寡言的人不一定贫乏，最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学问和内涵。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君子有三件事应该畏惧。畏惧天命，畏惧有德行的人，畏惧古代圣哲的遗训。愚者，不知天命，所以他不敬服，轻蔑有德行的人，亵渎圣哲之言。人性在智慧不成熟时，对人、事、物所表现的“无畏”，与智慧成熟后，对“天命”“大人”“圣人之言”的敬畏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用感官决定对人、事、物的好恶；后者则是用智慧体悟己与人、己与物之间的互存之道。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因为不知道老虎会吃掉他。智慧不成熟的人，亦不明白违背天命，轻蔑有德行的人，凌辱圣人之言。这是把自己放在死亡之谷边睡觉，随时会在一觉中醒不过来。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君子与人相处，谨守中和，不会盲目逢迎别人的意见，只是道义的认同；愚者与人相处，惟利是图，相同则合，相异则分，只是利害的认同。“和”在《论语》中出现过八次，在其他言论时含有“和”的意境也不少。最能体现“和”的意义，要算《中庸·首章》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体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是孔子把从自然看到的和谐原理移到人的身上，使之显得体用合适。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重新移回到《孔子观欹器图》上来，再来重新观察一下整个画面。
可以肯定地说，画家是在深入研读了儒家经典后，尤其是深刻揣摩了《孔子家语·三恕》上的话后，才开始创作这幅画的。画中欹器被摆放在了突出位置，体现了欹器的重要性；其演示的三道程序，也很好地、完整地描绘出来。
画中孔子，身穿长袍，神态安详。子路躬身请教，恭恭敬敬。另外两弟子紧随孔子身后，似有所思。人物造型生动自然，笔墨技法纯正娴熟。
应当说，每当我们站在这幅画的前面时，不仅是受到了一次古代绘画艺术的熏染，更重要的是受到了一次先哲的教诲。这时，我们犹如身临其境：亲眼观察欹器的“空则斜，中则正，满则覆”的规律，也聆听了孔子的循循善诱的教导；知道了“守之以愚”“守之以让”“守之以怯”“守之以谦”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