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群圣到汉代儒学升华

日期: 202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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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群圣到汉代儒学升华

尚树志  彭庆涛

 

 鲁国是圣贤辈出之地,我国先秦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先哲圣贤,多发祥于此。

 周代礼乐文化的兴盛,使鲁国成为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而鲁文化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的成果,则是滋养和孕育诞生了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等一批思想文化巨人。他们继承、弘扬和发展西周以来的礼乐文明,最终形成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开创了以礼乐文化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奠定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文明的基础,构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骨架,对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鲁地为孔孟之乡,孔孟儒家庞大阵营在鲁地的崛起不是偶然的,是时代呼唤的结果,是历史文化积淀与勃发的交锋。孔子在世时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被后世奉为“圣人”而进入圣域者,多出自鲁地。孔子为“至圣”,顔子为”复圣”,曾子为“宗圣”,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子思受业于曾子,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除了孔孟及庞大的儒家学派之外,还出现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如高扬“兼爱”、“非攻”旗帜的墨子,以“和圣”著称的柳下惠,以“巧圣”闻名的鲁班,褒受孔子赞扬的史家左丘明等,群峰耸立,展现了孔孟之乡领先全国的文化水准与风貌。

 鲁国群圣,无疑是开风气之先的一批人物,他们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深远影响,正是中国进入历史大转折时期,中国文明发展进入到需要对此前文化积累进行第一次大清理、大总结和需要思想家出现的必然结果。

 鲁国群圣,其思想内容和人生的行迹,已融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长河,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和要素。以儒家为例,它包含一系列范畴和命题,如道、德、仁、义、礼、智、孝、悌、忠、恕、宽、信、敏、惠、天、命、中庸等等。这些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的范畴,彼此交义,组成了一系列基本命题,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克己复礼为仁”;“己欲立而主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入则孝,出则悌”;“主忠信”;“讷于言,而敏于行”;“使命以时”等等。完整的构成了道德伦理规范和价值评判标准。

 鲁国群圣的理想境界,昭示着人们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的确立,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大精魂。换言之,鲁国群圣构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骨架。

 刘汉王朝文治武功、励精图治,建设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愿望与渴求,呼唤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坚强有力的统治理论。于是,儒学的优势便逐步显示出来,必然成为这种历史发展的首要选择。

 应当肯定,儒学是人学,人道之学,经世治国之学,它重人事,重现实,重事功。继承三代特别是西周以来的人文传统,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现状与规律,建立了以“仁”“礼”为核心,包括孝悌、忠恕、信义、中庸等道德范畴的思想体系,提出了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隆礼,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需要;崇仁,是为了调谐封建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需要;重孝,反映的是血缘宗法制社会的需要;倡德治,建一统,描绘“天下为公”、“修齐治平”的蓝图,更是历代统治者安邦治国、长治久安的需要。可见,儒家思想不仅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封建社会的根本利益,适应了农业宗法社会的基本特点,而且它能够为中华民族乃至一切人类社会提供可资发育的思想养料。即是说,儒家思想体系不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而且具备善于吸收、与时俱进的精神要素;不仅能够焕发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而且具备兼容并包、厚德载物的思想品格。因而不受时代所限,能够跨越时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具有恒久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汉儒就是首先成功的一例,他们根据汉代社会的转变和需要,将先秦儒学加工改造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经学,建构了一个庞杂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直接为最高统治者提供借鉴、指导和支撑。
  从秦汉之际的社会事实来看,儒学内在而强大的生命力也不是秦王焚书坑儒所能毁灭的。秦火烧不尽,生命根基在,何况当时儒学不仅仍为秦汉博士所典守,而且尤其是在鲁地,习诵儒家经书从未禁绝。对此,司马迁多有评赞,“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汉五年(前202),刘邦攻楚到鲁(曲阜),鲁地许多儒生还在讲诵诗书,演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孔子死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

 董仲舒所创立的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基础的新儒学体系,是继承了孔、孟思想的主要内容,吸收了春秋战国以来的道家、墨家、阴阳家和法家的思想,以阴阳五行的思想资料,通过解释、发挥《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完成了对先秦儒学的改造。尤其他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和仁义道德思想,以及“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学说。经过董仲舒改造和重新解释的儒家思想,就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永恒化、合理化了。这套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法家、墨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而建立的神学思想体系,既保留了原始儒学那博大精深的内涵,又有选择地吸收了这些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并且基本上消除了原始儒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迂远而阔于事情”等弊端。涉及政治、经济、思想、伦理、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贴近生活,又较易操作,进一步适应了中国农业宗法封建社会的特点,找到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的结合点,符合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利益需求与心理需求,成为他们都乐于接受的理论学说。一句话,经过改造的新儒学,适应社会的需要,具备实践的品格,善于顺世变异,因而能够出类拔萃,跃身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部分。

 这是儒学发展史上一次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它标志着子学时代转而进入了经学时代,进入了尊孔读经的时代。也标志着儒家文化从区域文化向着主流文化过渡的完成。从此,统一的文化思想、统一的伦理道德和统一的心理素质,即统一的思想价值体系,在中华文明的国度里形成了。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尽管时事政治不断变迁,外来文化强烈冲击,思想交汇波澜起伏,但儒学的统治地位却始终稳如泰山,没有丝毫的动摇。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产生了至深至巨的影响。

 先秦两汉是中华文明的创生、奠基、定型并走向强盛的时代,也是鲁文化相伴而行并做出重大贡献的时代。在这段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尤其是在历史巨变的重大转折关头,鲁文化充分发挥了率先腾飞,牵动全局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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