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石兽

日期: 2018-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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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石兽

刘岩  孔志刚

 

我国历史进入到北魏时的公元六世纪初期,齐鲁的山水似乎没有受到人间世俗的打扰,青山绿水一切是那么的宁静自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态。

一天,一位风尘仆仆的汉子沿泗水西进走入曲阜,他敏锐地观察、详尽地考查着这里的山山水水,并把它们记录下来。由此,为曲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写实,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文财富。他便是我国著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

在其著作《水经注·泗水》中,我们似乎鲜活地看到曲阜当时的写真影像。特别是泗水之阳的孔林考证:葬在孔林的孔氏坟墓可辨者五十余冢,“人各昭穆,不可复识,有铭碑三所,兽碣具存。”由此我们得知,当时孔林内某个墓冢前有石兽存在。这历史的一闪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好奇与猜疑!我们知道,古时大凡身份显赫者墓前皆立有石兽,成排列队,好不威风。那么,墓前立石兽起源于何时呢?此石兽何貌?又是为谁所立呢?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这样写道:“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则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垅如生前之仪耳。”这是唐人的表象总结。其实,现代考古证明,早在商代王墓和各级贵族的墓葬中就流行以狗作殉,这一举动应是墓葬石兽产生的真正肇因。《说文解字》:“狗,叩也,叩气吠以守。”表明在古人的观念中,狗一经被人们驯服利用,便具备了守护价值,于是,就有了葬狗习俗,目的是以守阴户。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扩张与墓地“镇墓兽”的出现并开始流行,为墓葬守护进一步得到明确化。伴随着守墓功能的基因,汉时“事死如生”的厚葬观念与墓祭功能的最大性结合,为墓冢石兽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我国现存最早的墓前石兽便出现在西汉时期,那就是西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霍去病墓冢前的一组石兽。

东汉末期的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帝曹操以天下石兽雕琢无益,劳民伤财,下令不得厚葬,即使墓前立碑也在严禁之中。至此,在他的势力范围内,陵墓神道树立石兽的行为有所收敛。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司马炎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至此,墓前石兽几近绝迹。

但北魏时又恢复了汉时的陵寝制度,伴随着佛教石刻造像的大兴,影响着陵寝建制,神道石兽又悄然回到了陵墓。但此时并不普遍,发现极少,1976年,在河南洛阳市邙山上寨村南部发现了北魏孝庄帝的陵墓——静陵。陵前,出土了一双手握剑的武士石人及石狮。

可以这样说,唐以前,除了魏晋时期的禁立,墓冢石兽还没有定制,数量的多寡、造型的种类按墓主经济能力来,有钱可以任性。但有唐以来便给墓冢石兽立下了规矩,从此无论何种石兽有了特定的名称——石仪。

书归正传。当历史跨越到元代,又有一名杨奂者,漫游阙里谒拜孔子墓。他在《东游记》中这样描述到:“先圣墓西北白兔沟也,二石兽状甚怪。林广十余里,竹木繁茂。”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林内一个叫“白兔沟”的地方立有二石兽,造型奇特怪异。无疑,他与郦道元所述是同一石兽。

据乾隆《曲阜县志》载,旧时,孔子墓西北处确有“白兔沟坊”建筑,可惜清时已踪迹全无。

曲阜资深学者孔繁银先生在《曲阜的历史名人与文物》一书中,介绍东汉孔彪碑刻时有这样的记述:“此碑原在孔林内,孔子墓西北一里许,孔彪墓前。于清乾隆间移于孔庙,为记其事又立新碑于墓前。墓前还有汉石兽二,汉石阙一座,已散为四块。石兽已于1963年移入孔庙,1983年置于同文门下,石阙还散失在孔林中。”

据孔府档案史料记载,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对林庙历代碑碣清查时,就在孔庙同文门外东间,发现孔彪、孔宙之碑,录之并注:“自孔林移置同文门外东间”。孔繁银先生一生致力于曲阜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通读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亲自践行了对许多古迹的保护,所记甚是。

原来这“石兽”的主人属于孔子十九世孙孔彪。

孔彪,字符上,官至尚书侍郎,出任博陵(今河北境内)太守。其父孔贤,育有三子,宙、翊、彪,而妇孺皆知的孔融就是孔宙的第四子,孔彪是他的亲叔父。

据孔彪碑残存的碑文所载,孔彪年轻时候,英姿飒爽,嫉恶如仇,博学多识,深谙礼法,也是有名的孝子。年纪稍长,经举荐为孝廉,担任郎中博昌长。后辗转作了博陵(今河北蠡县)太守,当时博陵这个地方,饥荒泛滥,饿殍遍野,盗贼四起,百姓不教,五品不逊。孔彪走马上任之后,实施仁政、乐政,敬敷五教。此后,“路不拾遗,斯民以安”。后又迁下邳相,不久以病辞官,告老还乡,潇洒而自然地病疾于故里。

“敬敷五教”,是一种朴实的政治手段。古人认为,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即我们熟知的“五伦”。用孔子的一段话来阐释,就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此项信条涵括了生活在社会中所有的自然人,它也是我国历史上颇具威严的人伦法规,一般认为它禁锢了中国国人二千余年。需要说明的是其概念并非孔子所发明,与孔子同时期的齐国人晏婴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两者比较不难看出孔子的论述更加人性化、广泛化。后世儒家把它归纳到“道德”人伦范畴,可笑的是后世按自身的需要把它们肢解开来。

其实,孔子要表达的是: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妇、长与幼、君与臣是一种平衡的对等关系,不偏不倚地各自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相互作用、依赖。孔子的政治主张,或者说一生的追求,是礼乐制度下的德政仁治,让人们都过上有序和睦的社会生活。所以,最初的道德是双向选择,换一种方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只有为父慈祥,子才会孝顺;兄长具有表率作用,才会得到弟的敬爱;为夫具备健全的人格,妻子才会听从他的建议;年长者充满关爱,年幼者才会顺从;为君者按制度(礼制,“克己复礼为仁”)行事,臣才会忠于职守。春秋时有“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的说法可以佐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看来,孔彪得到了孔子的真传。这样为民服务的好官当然受到人们的爱戴,死后飨用石兽当在情理之中。当时立此石兽,现在来看绝非随波逐流,只是特意给后人留个念想。否则,石兽不会成为孤品。

有幸的是我们今天依然见到二石兽的尊容,现存放在曲阜汉魏碑刻馆。其中一个为虎形,另一个似狮形,都有类似羽翼的纹饰,不与后世石仪一样成双以配。“石兽”的腹部以下采用镂空处理,表面平整光滑;后肢以浮雕的形式加以表现,线条流畅,具有明显的东汉石刻特点。

它们背负着历史的沧桑,伤痕累累,满目疮痍,通体写满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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