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处

日期: 201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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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处

刘岩  彭庆涛

 

在曲阜城东南6公里,有一古村落名“息陬”,现村内孤零零立有清乾隆辛卯年(1771年)“孔子作春秋处”碑刻一通,使人浮想联翩。其实,上了年纪的曲阜人清晰记得旧时此处原为“春秋书院”,是曲阜著名四大书院之一。

春秋书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保存的还较为完整,其规模为二进院落的庭院,南北长42米,东西长35米。大门3 间,二门1 间,门两旁各有掖门1间。院内大殿3间,阔11.25米,进深7.12米,绿瓦覆顶,回廊,在当时的环境之中甚是壮观。史料记载,旧时殿内上方悬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横匾一方,上书“春秋书院”;正中神龛内供奉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左右神龛供奉颜、曾、思、孟“四配”牌位。殿前建有卷棚3间,阔11.25米,进深3.20米,灰瓦脊顶。东西配房各3间,灰瓦顶,前出廊,内供奉十二哲及七十二贤牌位。大门外则立有“孔子作春秋处”石碑。

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孔子真的在此作过《春秋》大业?

历史淹没了许多真相,今天我们有必要去探求一番。

曲阜春秋书院,旧时还含有春秋台、还辕桥、浣笔池,看似有着孔子的足迹,像模像样像真的。据考,第一次把“春秋台”写入史籍的是南朝人任昉(460~508年),他在《述异记》这样写到:“曲阜县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就此一语,后人便认作孔子作《春秋》于此。《曲阜地名志》就这样记曰:“《曲阜县志》载:‘春秋书院即春秋台,在城东南十里西邹村,士人又谓即息陬。任昉《述异记》云孔子作《春秋》于此。宋时立庙设像,以本村市税为祭祀之用。’”此语不知从何而来,并且“宋”是南朝宋(刘宋)还是赵匡胤的大宋?言语不详。民国《续修曲阜县志》还是比较严谨的,这样记载到:“相传此地为孔子作《春秋》处,孔氏族人及附近居民倡修春秋书院,以奉至圣先师。由圣公府委奉祀官春秋致祭。”

此处为祭祀性庙堂古建筑院落毋庸置疑,但初始年代、规模却无从考证了。清代曾经重修扩建。

孔子在此作《春秋》,大概是源于对《史记·孔子世家》一段的误读: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

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

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qú)伯玉家。”

集解:王肃曰:“陬操,琴曲名也。”索隐:此陬乡非鲁之陬邑。家语云作“槃操”也。

有专家考证,这里讲的是周敬王二十七年、鲁哀公二年(前493年),孔子在卫国没有得到卫灵公器重,质直的孔子就想西去晋国拜见传说中极富政治智慧的赵简子(《赵氏孤儿》中的孤儿赵武的孙子)一段故事。

孔子来到黄河岸边正准备渡河时,听说窦鸣犊、舜华被赵简子杀了,大失所望。悲切地看着滔滔河水感叹道:“滚滚流水是多么的壮观啊!我的命不好,注定不能成为弄潮儿了!”弟子子贡听到后就问:“为什么呢?”孔子感叹道:“窦鸣犊,舜华是难得的贤才,赵简子落魄之时得到他俩的帮助;成事之后却把他俩给杀了。我听说杀鸡取卵的事都能干得出来,麒麟就会躲开;竭泽而渔,蛟龙就不调合阴阳来兴致雨了,倾覆鸟巢毁卵,凤凰就不愿来这里飞翔。这是为何?不是君子办的事!那些禽兽对于不义的行为尚且知道避开,何况是我孔丘呢!”于是便回陬乡休息,期间创作了《陬操》的琴曲来哀掉窦鸣犊、舜华两位贤人。随后又回到卫国,寄住在蘧伯玉家。

《世家》记录孔子这一段的活动为:离开卫国,欲西见赵简子,不得,遂回到卫国。这里并没有提到鲁国。

古人皆未指出此时的孔子返回了鲁国的陬邑,不知为什么,至清时曲阜当地人带着美妙的猜想,愣是把孔子绑架到此地。这极有可能是陬邑人的误读,或故意而为之,把鲁国陬邑“西邹村”(一作“西鄹村”)改作“息陬”之名以示纪念,又附会出是作《春秋》之地。

民国《续修曲阜县志》又记:“息陬集捐收入为常年祭费,今于祭费之余附设明德小学。”这是1934年的事,春秋书院改为明德中学附属小学。自此春秋书院,具备了祭祀和教育的双重功能。

在1956年,中央政府组织了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曲阜作为文物重点地区也积极参与其中。当时的普查记录写到:春秋台残高2米,南北15米,东西14米。春秋书院有大门3间,二门1间,左右掖门各1间;大殿5间,卷棚3间,东西配房各3间。东西小院有“官厅”、“神厨”及守庙人宿舍。

东西小院有“官厅”、“神厨”及守庙人宿舍因年久失修,弃之不用,后逐渐倾塌贻尽。大殿、卷棚等建筑也是如此,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院落的地基逐渐被村民占用为民房。“孔子作春秋处”石碑及传说中的“还辕桥”、“浣笔池”仅仅作为春秋书院的文化坐标了。

这里还想谈谈关于孔子作《春秋》的事。

孔子作《春秋》似乎已成定论,特别是儒家学派的奠基者孟子有言:“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此言一出,权威至极,后人大都认为《春秋》一书为孔子所作,成为千真万确的事。

司马迁也坚信此说,《史记》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於後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但也有不同的见解,《左传》作者左丘明、《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则认为孔子是“修”《春秋》。所以,对孔子作《春秋》,历史上也不乏质疑之声,只是此声说的比较委婉,可能是惧怕背负得罪圣人的名声吧。孔子说过对待历史的态度是“述而不作”,《春秋》所记跨度达242年鲁国之大事,太史官非一人所能及是不争的事实。况且,孔子不是鲁史官。孔颖达就明确指出:“时史有同异,非仲尼所皆贬”(《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疏)。

今人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有详尽的辨析。他总结道:“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想想也是,孔子开设“六艺”中的历史课——《书》,极有可能含有鲁国史《春秋》的成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春秋》就是孔子的教材,历史和当代史孔子都要讲,不回避,这是教育大师的风范,也是孔子的风骨。

总之,此地作为一处文化景物,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极富人文价值,今人对它凭吊观瞻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先人们对它付出过情感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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