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礼器——登

日期: 201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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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礼器——登

巩磊  孟继新

 

    曲阜孔庙的祭祀典礼名目繁多,规格不一,仪式内容也不相同。从参加祭祀的人员分:有家祭、官祭两类。从祭祀种类分:有丁祭、行香、祭告、时享、袷祭、遗官祭告、释奠、释菜、荐新等。

唐代之前,孔子祀典动摇不定。如汉代,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配享。晋、宋、梁、陈及隋,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武德二年(619年),于国学立周公、孔子庙。七年(628年),唐高祖行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贞观二年(628年),房玄龄等建议,停周公,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配享。但贞观之制未久行,至唐高宗永徽年间又复为武德旧制。至显庆二年(657年),太尉长孙无忌等奏:“成王年幼,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实乃贬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丧之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弘圣教于六经,阐儒风于千世,故孟轲称生民以来一人而已。”最后别祀周公,使之配享武王,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孔子祀典从此独立,再无动摇。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王者冕服,南面而坐,十哲东西侍列,孔子祀典升为中祀。宋朝文治兴盛,孔子祀典又视前朝有加。真宗加谥“玄圣文宣王”,不久改为“至圣文宣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孔子用天子冕,增为十二旒。元大德十年(1306年)再加封,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遗使阙里,祀以太牢。”名号“大成”,祭祀仪物由少牢升格为太牢。

随着历史的演进,孔子祀典不断提高,次数不断增加,孔子地位也不断突显。其中原因为明宪宗一语道破,他说:“自孔子后,有天下者无虑十余代,其君虽有贤愚之不同,孰不是赖孔子之道以为治?其尊崇之礼愈久而愈彰,愈远而愈盛。”

曲阜孔庙举行的祭祀活动,除了衍圣公例有主祭外,有时皇帝也亲至阙里致祭或遣官致祭。

 在亲至阙里致祭的皇帝中,宋真宗赵恒,算是最有特点的一个。《宋史·礼志》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泰山,诏以十一月一日幸曲阜,备礼谒文宣王庙。内外设黄麾杖,孔氏宗属并陪位,帝服靴袍,行酌献礼。又幸叔梁纥堂,命官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赵恒封禅泰山后,特意临幸曲阜,拜谒孔庙、孔林,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避圣讳改谥“至圣文宣王”),追封孔子的父母叔梁纥为齐国公、颜征在为鲁国太夫人,孔鲤的母亲亓官氏为郓国太夫人。又加封孔子弟子颜回为国公,费侯闵损等为郡公,成伯曾参等为列侯。

赵恒还谕令增加孔庙庙户、孔林守坟户。向全国颁布《释奠玄圣文宣王庙仪注》及《祭器图》,诏各地州城统一建置孔庙。还亲撰《崇儒术论》,刻石立于国子监,一再表明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同时,他还宠遇孔子后裔。早在咸平初年,就命人寻访孔子嫡孙。之后,任命孔子四十五代孙孔延世为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对孔氏家族大加赏赐。孔延世的儿子孔圣佑也赐以出身。这次东封泰山时,还允准未做官的孔圣佑身着绿官服,与京官一起陪祀。

遣官致祭,即皇帝派遣官员为代表祭祀先圣先贤,一般是派遣官员到京师国子监致祭,有时也遣官到阙里孔庙致祭。遣官到曲阜致祭,始于东汉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刘秀过阙里,遣大家司空宋弘致祭。北魏皇兴二年(468年),献文帝派中书令高允到曲阜,以太牢祀孔子。元末惠宗遣官致祭最为频繁,每隔几年进行一次。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清雍正二年(1724年)因孔庙火灾也派官慰祭。

遣官祭告,是皇帝因有大事而派人祭告。遣官祭告曲阜阙里孔庙始于唐代。乾封元年(666年),因追赠孔子为太师,维修曲阜孔庙,免孔子嫡系子孙赋役事,派遣司稼卿扶馀隆祭告。元代,凡皇帝登基,改变孔庙祀典,维修孔庙建筑均遣官祭告。明、清因之,而清代祭告更为繁杂,平判获胜、祈求丰年、皇太后及皇帝逢十大寿、皇帝及太后升配礼成,皇帝登基十大庆,皇帝南巡,追封孔子五代先人为王,甚至立国储、立下宫、孔庙大成殿上梁时出现祥云,都派官祭告。仅乾隆一朝,遣官祭告就达十六次之多。

在这诸多的祭祀活动中,不管祭祀的规格有多高,在其礼器中都少不了“登”。

登,又称“镫”或“豋”。古代盛放熟食的器具,也指祭祀盛肉食的礼器。《诗经·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尔雅·释器》:“瓦豆谓之登。”《仪礼·公食大夫礼》:“实于镫。”郑玄注:“瓦豆谓之镫。”按祭祀时所用的登多用金属制成,故写为“镫”。

《圣门礼志》对登在祭祀孔子礼仪中的使用,有明确规定:“登,礼器也,以荐太羹。”原来,登是专门盛太羹的器具。

羹,是带汁的肉食。《左传·隐公元年》:“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也指带汤煮熟的蔬菜。《韩非子·五蠹》:“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古诗《十五从军征》:“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太羹,也称“大羹”,古代祭祀时用。《礼记·乐记》:“大羹不和。”郑玄注:“大羹,肉湆,不调以盐菜。”《左传·桓公二年》:“大羹不致。”杜预注:“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羹是一种用水蒸煮等方法做成的糊状食物。水在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吕氏春秋·本味篇》云:“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去膻,必以其腥,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

这里为我们阐述了制羹过程中的主要关键所在。首先提出“味”是根本。为此以水为第一,依靠五味和水、木、火这三材相合,要多次沸腾和变化;第二是火在制作中的关键作用,火有急有缓,以去腥臊除膻气,是不能忽视的;第三是调味,味有甜、酸、苦、辛(辣)、咸,称五味,调味时先后次序及调料的多少,变化是很微妙的。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

从用水、用火到调味,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锅里进行,这些变化微妙而细致,人们只可自己体会,用语言是说不清楚的。伊尹以味说(商)汤,反映了此时中国的烹饪已初步形成了内在的技艺规律。

《周礼》记载了饮食诸事,当时已设有主管饮食的职官,以及膳夫、庖人、烹人、内饔、渔人、鳖人、腊人、凌人、笾人、醢、醯人等,各有其类,是“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

《仪礼》则主要记述了食礼、安礼,如“燕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等。《礼记·内则》主要记载饮食事,开始就明确指出:“礼之初,始于饮食。”礼,是从饮食开始的,“诸侯宴礼,俎豆牲礼荐,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这是很直接的写照。

太羹,是孔庙祭礼中规格比较高的祭品,在制作过程中,自然就非常严格:《圣门礼志》说:需“用犊牛七体,刷洗洁净,大汤锅熟煮,不加盐料,撇其脂膏,止存清汁,勺之登内。”可见,太羹是用犊牛的七种器官,精心制作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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