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贻画像

日期: 201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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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庆涛  敖翔

 

孔府旧藏有许多历代衍圣公画像,其中一幅七十六代衍圣公的衣冠像,因其人尚近,争议颇多,故而格外引人瞩目。画中的这位衍圣公,头戴朝帽,身着官服,项挂朝珠,神情庄重地端坐于虎皮圈椅之中,他便是近代而逝的衍圣公孔令贻。

孔令贻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变革中,究竟是如何表现的呢?

孔令贻,字谷孙,号燕庭,孔子七十六代嫡孙,4岁丧父,5岁袭封衍圣公。光绪十四年(1888年),年满十六岁首次入朝觐见。

不久,告假回阙里与吏部右侍郎孙毓汶之女成婚。光绪十五年(1889年),奉谕为翰林院侍讲,正式主持衍圣公府府务。光绪十八年 (1892年),署理四氏学堂学务。

孔令贻作为孔子嫡系子孙,自然站在了传统文化的阵营前线,在晚晴洋务大兴之时,他坚决反对洋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西方传教士欲在曲阜古泮池兴建教堂。他便与曲阜知县及当地士绅戮力同心,在古泮池北岸建立“文昌祠”,以示对传教士的分庭抗礼。此东西方文化碰撞事件,在当地引起巨大反响。

除了反对洋务外,作为衍圣公的孔令贻,政治上还是一位坚定的保皇派。民国初年,地方推举他为国会议员,孔令贻却坚决不就;1912年2月,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他却上书恭贺。次年,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并准予衍圣公仍然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并向其颁发“一等嘉禾章、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是年8月14日,其心腹谋士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孔令贻也积极参与其中,甚至被推举为“名誉理事”,并担任教育界请愿团理事长,代表教育界支持袁世凯称帝。袁复辟后,更是册封孔令贻为“郡王”,以示功勋。不久,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白日梦无情破碎。康有为又在此时提出“孔教为中国之基础”的言论,孔令贻此时立刻通电回应道“请定孔教为国教”。1917年7月,张勋拥末代皇帝溥仪复辟,他又忙发贺电,称这是“日月重光”、“普天同庆”,甚至准备好巨款在曲阜为张勋建“生祠”,还撰写了“生祠启”,后因张勋复辟迅速失败作罢。1919年,入京为废帝溥仪祝寿,被赏赐“紫禁城骑马”。

或许许多人会责备孔令贻,无论是反对洋务还是拥护帝制,都是逆历史潮流的愚蠢行为。然而,这其中有着深刻的文化因素,作为正统文化代言人,这些行为都不难理解,我们在责怪他的同时,不妨从他的角度思考,以理解种种行为。纵然孔令贻曾有诸多有违历史规律的举动,却仍旧做出了一些难以抹杀的历史功绩,这一功绩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

曲阜原有孔、颜、曾、孟四氏学,是为培养孔、颜、曾、孟四氏子弟而设立的专学。清末,“预备立宪”风声渐起,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蔚然成风,山东巡抚杨士骧将考院改办新式师范。而四氏学亦更名为“曲阜县官立四氏初级完全师范学堂”,额定学生一百名。同年,杨士骧向光绪帝保荐衍圣公孔令贻为学堂总理。孔令贻任学堂总理后,躬亲在堂,督率教习,勤于功课教授。同时,他以衍圣公府所得捐纳功名的巨款,再加上联合曲阜四乡、十六社、六十户族人募集的二万余千文京钱,在十六社各立初等小学堂一所;城内立高等小学堂一所。当时《东方》杂志二卷六期上赞誉曰:“曲阜孔上公热心教育,捐巨款创办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皇帝载湉命孔令贻稽查山东全省学务,先后到济南、泰安、兖州、济宁及莱州、胶州、登州、青州等考察,“周历各郡县,召集生徒,诲以明人伦、崇正学,期有合于立人达人之旨。”

这一年5月孔令贻请训出京,6月2日到达山东省城,这时正是各学堂的暑假时间,便与巡抚杨士骧一起研究学务办法,并调查本省办学各项案卷,共商育材之道。他提出:“育材之道,以培植根本为先,办学之方,以考核实际为主。东西各国于学术进步之事,彼此择善而师,然于本国独擅优胜之学,赖以团结国家人民者,学校中必注意教授,弗使失传。故新学新理,互相发明,而其国民性质,虽经各种陶染,示旨屹不少变。中国数千年来,以文学经术立国,垂教久远,现虽设立学堂,于图、算、理、化各科,史迹时务故事,分门讲肄,期于一变从学者固陋,养成通达之材,使非文学经术确有造诣。虽科学得有门,经亦惟习其艺而昧其理,知其细而忘其大,则改良学校之谓何哉?至办学经费皆有公私等集,核其成数,因不如他省之多,然必会计精详,勿使浮滥,庶足以推广教育,将随地兴学之效。”

孔令贻从新学中看出了重视具体技艺而清根本理论精神探求,掌握细小知识而轻视了博大的传统继承,在今天仍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8月间他会同吴廷斌,分期亲往稽查省城所设各项学堂。于功课,则注重经史国文的教学;于规制,则兼核度支财政各事。其中注重经史国文教育是对当时重视西方自然科学的补充,当今来看,重理轻文的情况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社会科学的意义。而检核度支财政,这在苟延残踹的晚晴,不得不说是英明的教育举措,在当下亦有现实意义。

在稽查过程,发现好的人和事便及时予以表扬,如前署理山东提学使方延年,曾经两次出洋考查学务,洞晰教理,讲授起来精神斐然;新署山东提学使罗正钧,才学精实,办事极能认真等,都得到他的表扬。一个曾外探洋务之人,得到孔令贻的赞许,可见孔令贻并非全然排外,依旧对西方教育先进之处充满兴趣,更可看出他对教育事业的一片热心。

9月11日稽查完省城及济南府各学堂后,孔令贻随即由泰安府到济宁州、兖州府,一路稽查而行。每到一处,一定按照所持宗旨,悉心考核。对于学堂上的讲义,则必细加观览,如有授受不合格者,立即示之以改良之策。而经费出入情况,则也必须核对账簿,逐款咨询详情。对于各学堂名称,乃至校员出生、姓名、籍贯以及所任科目、时间、学生情况、家中情况等等,孔令贻都是会同遴委谙习学务人员,分往稽查,逐一填注统计表,并使加以汇核报告。可见孔令贻办学督学的求实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孔令贻再次由曲阜进省城济南,然后,赴青州、登州、莱州三府及胶州直隶州稽四属学务。这次查视至四月底完毕。他称赞登、青、莱三府旧盛科名,文学之风独冠他郡,且地饶、海线交流,知识见闻较广,故生徒国文程度平均考核优者居多,而各项科学似亦领悟颇易。

此外,除教育的卓越贡献外,1912年,在他的倡议和资助下,曲阜县做了一件利民之举,兴办了接种牛痘的防疫机构。

1919年秋赴京,为继配陶氏之父陶式送殡,突发背疽,医治无效,11月8日病逝于太仆寺街衍圣公府。

逝者已久,孔令贻的画像依然保存在孔府内,许多介绍孔府的图书中刊载过此画像,每每见之,都会引起某种思索,虽然,孔令贻作为传统公爵的代表,摆脱不了维护传统的保守立场,甚至曾有拥护复辟帝制的举动,但这些却不足以遮掩他作为一代至圣先师的后裔,对于教育事业的悉心耕作所做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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