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三堂案例

日期: 201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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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庆涛 刘欢

 

 孔府,在古代享有很高的特权和优渥,其经济财富有多少自不用说,在孔府的百户奴仆中,户人是依附于主人的主奴关系,无论户人建立何等功劳或有多高的提携,孔府对户人都有着绝对的生杀处置的权力。

 孔府的三堂,从表面的布局和陈列上看,庭院小巧别致,格局繁简有度;室内铜鉴依存,文案书香,和谐优雅。三堂,旧时也叫退厅,为孔府内部处理家族内务和处罚府内仆役的场所。按照孔府家规,府内仆役但凡有违法乱纪者,无论大小都要在此审理。表面上看上去令人感觉闲适宁静,但拨开历史外表笼罩的云衣,便会看到一种威严凝重、深沉肃穆的真实面目。

 孔府三堂审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案子,最大的一宗命案发生在清代初年。

 清顺治年间,孔府内发生了一起衍圣公孔兴燮责毙府内长班刘国梁兄弟二命案。刘氏亲属上诉至朝廷,控衍圣公滥杀无辜,一时间惊动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街头巷尾纷纷议论,阙里衍圣公府一下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此时,大清帝国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出于统治的需要,对于儒家学派宠爱有加,更是对孔子后裔倍加优渥。事件突发,也使得朝野上下惊愕不已。孔府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惊天大案呢?为了使案件有一清晰脉络,先将案件的主要人物名字做一介绍:衍圣公孔兴燮;衍圣公管家桂存正;刘氏弟兄四人:刘国栋、刘国材、刘国梁、刘国楫。

一日,京员刘国栋入衍圣公府邸来看望胞弟刘国梁,结果两人命丧府内,再也没有走出来。

事后,刘氏家族感到十分冤枉和委屈,按当时旧制,非庙户民人衍圣公府是无权对其惩治的。于是,刘国材之妻陈氏、刘国栋之妻俞氏上诉吏部,言辞恳切称:

刘氏祖上自明末就已不是衍圣公庙户,实属民人,孔家无权对其用刑。刘国栋前往曲阜衍圣公处看望弟弟刘国梁,哥弟两人商议进京城探家之事,将要成行之时,衍圣公却不放行。刘国栋依理讲说,衍圣公发怒,令管家桂存正等商议,将刘国栋拿住,打了一百棍。然后,衍圣公又用家里的龙边索命银牌木铡将其铡死。因弟刘国梁大声哀哭,亦将刘国梁勒死。

这不是太无法无天了吗?天朝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吏部审案无数,但面对天下一家的衍圣公府,自当谨慎行事。为搞清刘国栋的身份,派员查阅了户部档案,确有刘国栋之名,时为是京城王府校尉。再细查,刘国栋投充王府担任校尉,是在清朝建立之初,但关于他是怎样成为王府的校尉却无人知晓,刘国栋早期的身世王府也一无所知。之后又阅礼部档案,刘国栋的名字也赫然其中。到底刘氏家族是否为衍圣公庙户还是民人?在吏部无法得出结论的情况下,又派员访到衍圣公孔兴燮。 

衍圣公则辩解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维护家法。

孔兴燮回称:刘国栋宗祖刘本,于明代洪武年间拨与孔庙为洒扫户。传至刘一奎,由于当年先公看其忠厚,就将其留住在京看守赐第,刘一奎便是刘国栋之父。后把刘一奎送至礼部当差,才就有了刘国栋也在礼部为办事官。顺治元年有巡抚方大猷为“崇圣学”,奏疏:“圣庙壮丁,历代拣选民间俊秀子弟,拨一百一十五户洒扫圣庙。”钦奉谕旨,仍拨洒扫。先公于崇祯二年便委任刘国栋为司乐执事官,又于顺治八年咨司乐执事官。刘国栋先在漷县管屯,顺治九年间复咨礼部随朝办事。

不久前刘国栋来此,他竟然对我说:现在领到诰命,需要你交纳五百两银子。我就说你先管漷县屯租的事情,先前已经有七百余两租银被你侵吞欺骗了,现在又来指着诰命骗我。所以差家奴打他三十板,将他看押起来追回赃款。不料后来因为杖疮陡发身死掉了,期间并不曾用银牌索命木铡将其铡死。刘国梁也是因为追比脏租银两自缢而死,并非勒死。此等状况,管家桂存正可作证.而刘国栋等人历代系我家之人,毋容再议。

此时,刘国栋族户户头刘泽远也出面作证,称他们刘家历代为衍圣公家人是实情,衍圣公所陈述之事不虚。

兄弟排行第二的刘国材辩称:早期衍圣公在京时,父亲与国栋便跟随左右做长班,国梁弟是于顺治二年跟随衍圣公做长班的,也是那一年跟往曲阜的,应为京户民人才是。 

两家说法各执一词,并且自成说法,以致扑朔迷离、曲直难断。

经过漫长的审理调查,最后认定:刘家人为衍圣公仆役情况属实;司乐事刘国栋为品级职官,在京为官也确有其事。又据当时山东巡抚的咨文判定:

刘国梁因追比钱粮(追缴不上钱粮负有连带责任)自缢而死;刘国栋因管理漷县屯租贪银七百两,又所谓诰命要银五百两,被衍圣公发怒,责三百板后杖疮陡发身死,并非银牌索命木铡铡死,死有余辜。管家桂存政与本案无关。   

此时刘国栋、刘国梁尸体已被处理,“银牌索命木铡铡死”之说,不曾检验伤痕,亦无确据。户部将刘国栋拨于王下做校尉时,刘国栋没有说明身份;衍圣公责杖他三十板时,也不知是王下校尉,只是当作家奴处置,以致身亡。但考虑到案件事关性命,衍圣公被送吏部议处。

案情最后上奏顺治帝,让其定夺。顺治帝看后大为不满,下旨曰:“这案关系刘国栋兄弟二命,被告正犯桂存政等,始终抗提不到,尔部但据咨文草率结案,成何谳法。”最终决定将案簿上所有涉及到的人名犯人和证人全部提到吏部,严加审问。令孔兴燮自行回奏皇上。

可想而知,审讯的结果并无大的突破。

顺治十六年(1660年)二月十三日,孔兴燮奉旨进京面奏皇帝。见孔兴燮到来,顺治帝倒也客气,谈话间赐茶。孔兴燮战战兢兢地将陈词又给顺治帝陈述了一番。

顺治帝听后,耐人寻味地对孔兴燮说:“刘国栋因人命关天,天下皆知,事干国法,朕不得不行。朕读你祖书,朕有不谓(为)你的?你祖怎么周流天下来?今后多读书,做好人,行好事。你今年多大年纪?你有几个儿子?” 孔兴燮一一作答。谈话结束,让内阁送出。算作此案到此结束。

时光流转,岁月荏苒,时至今日,历史的真实尚无明确的解释,这也就成了孔府三堂内的一宗历史悬案。

在当今社会看来,作为天下第一家的孔府设 “法庭”,轻则鞭笞,重则取人性命,极其荒谬。但在封建社会的豪门大户,则极其自然而然,这便是封建宗法。

史实上的人命案件已远去数百年,从看似严肃的公簿陈词,变成了现在无关轻重的茶间故事。

孔府三堂依旧,从堂内的陈列仍然可以隐约看到,当年孔府威严的家法。孔子对弟子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孔府三堂对世人亦有弘扬正气、惩邪抑恶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也应该看到,孔府三堂在封建社会所具有合理性,而正是这种合理性,有时常常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引发我们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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