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先驱 | 周公

日期: 201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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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先驱 | 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西周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儒学先驱 ;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 ;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小时便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为文王所喜爱。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周公又深得武王器重,成了武王的得力助手。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帮助下,统率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盟津。二月甲子 ( 约前 1027 ) 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对商纣王进行讨伐,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誓词痛斥商纣王只听妇人 ( 妲己 ) 的话,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 ;连自己同祖兄弟都不进用,反而重用四方逃亡的罪人,让他们暴虐百姓,导致天怒人怨,招致殷纣王灭亡 ;同时,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罚,宣布作战纪律,鼓励战士勇猛杀敌。

纣王发兵抵挡,结果纣军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周公成为周朝的开国功臣。

商王朝灭亡以后,可是对如何处置殷商遗民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一时拿不定主意。他首先问太公望姜尚。太公说,我听说过,爱屋及乌。如果相反,人不值一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杀掉殷纣,连敌对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统统杀掉。周武王不同意。又找来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说,不行。于是又找来周公。周公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周公这种给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赞许。

原来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方,武王把它分成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蔡叔度掌管,庸由管叔鲜掌管,史称“三监”。管叔的封地在管 ( 今河南郑州一带 ),蔡叔的封地在蔡 ( 今河南上蔡一带 )。封叔旦于鲁( 今山东曲阜 ),为周公。封太公望于营丘 ( 今山东昌乐东南部,传六世后迁都至山东临淄北 )。封召公爽于燕 ( 今北京西南,一说在北京 )

灭商归来,由于日夜操劳,武王身染重病,周公虔诚地向祖先太王、王季、文王祈祷。他说,你们的元孙某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去代替他。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艺。你们的元孙某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今天我们看来,觉得这种祈祷是好笑的,可是对三千多年前相信天命鬼神的周人来说,那是十分真诚无私的。祈祷以后,武王的病虽然有所好转,但不久还是病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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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墓画像—周公辅佑成王图

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后,太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不过是个十多岁的孩子。面对国家初立,尚未稳固,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复杂形势,成王是绝对应付不了的。《尚书·大诰》说 :“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史记·周本记》也说 :“群公惧,穆卜。”武王之死使整个国家失去了重心,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的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收拾这种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了周公肩上。周公执政称王,发挥了王的作用。

文王父亲季历并非长子,他上边有两位哥哥太伯和仲雍 ;武王上面也有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周公以弟弟的资格称王,虽无可厚非,但是他前面还有排行第三的管叔鲜,周公不过是老四。周公称王,管叔有意争权,于是散布流言 :“周公将不利于孺子 ( 成王 )”。灭殷后的第三年,( 1024 ),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周文王惨淡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掉。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他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爽。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称王,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王季、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 ( 前 1023 ) 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事前进行了占卜,发布了《大诰》。

公元前 1022 年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杀掉了首恶管叔鲜,擒回并杀掉了北逃的武庚,流放了罪过较轻的蔡叔度。蔡叔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胡“率德驯善”,和他的父亲大不一样。周公听到之后,便提拔他作鲁国卿士,胡把鲁国治理得很好,周公又把胡封到新蔡。

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 ( 今山东曲阜 ) 等五十多个国家,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

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这和武王分封已经有所不同。周公把弟弟康叔封到原来商王统治的中心地区,以朝歌为都 ( 今河南淇县 ),分给他殷民七族 :陶氏 ;施氏、繁氏、锖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

奄是东方较大的方国,管、蔡散布流言以后,奄君曾对武庚禄父说,武王已经死了,成王年幼,周公被怀疑,这样天下要乱了,请举事叛周。周公被封到奄,长子伯禽就封,建立鲁国 ( 今山东曲阜 )。分给伯禽殷民六族 :徐氏、条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这些也都是具有某种专长的手工艺氏族,作为鲁公的奴隶。

周公虽让儿子伯禽代为就封,但他仍然被后世尊为鲁国始祖。伯禽就封前,周公叮嘱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史记·鲁周公世家》记曰 :“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由此可见周公行事谨慎,礼贤下士。

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营丘 ( 今山东临淄北 )。太公是位智勇双全的将领。武王伐纣时他率先冲入敌阵,这次周公东征,他又立下大功,封地相当大。周公让召公封给太公的土地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同时还具有专征专伐的特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营丘附近还有许多小国,太公就封时东夷族莱人就和他争地。齐国先后灭掉这些小国,而成为东方大国。

周的同姓召公爽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 ( 今北京一带 )。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它的设立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龙江、辽河一带的肃慎族靠近。肃慎原是周的远方属国。近年北京和辽南都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实周初的燕确实统治北方广大领土。


三监之乱,微子没有参加。周公平叛之后命他代表殷人后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国于宋 ( 今河南商丘 )。后来宋成为有名的大国。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国 ( 今河南杞县 ),西南有妫姓的陈 ( 今河南淮阳 ),北面还有一些小国。宋处在诸国包围之中。除去上述国家之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荀子·儒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周公东征扫清了外围势力。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

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 ( 今江西 ) ;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 ;嬴姓西迁 ;楚国逃到丹水流域。这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东方辽阔疆域的开拓,要求统治重心的东移。周公东征班师之后,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建城的主要劳力是“殷顽民”,即殷人当中的上层分子。“顽民”移迁,一则使他们脱离了原来住地,失去了社会影响 ;二则集中起来,便于看管。为了看管殷顽民,周公曾经派了八师兵力驻守。

东都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伊、洛、湛、涧四小汇流其间。

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顺大河而下,可达殷人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南有汝、颍二水,可达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确实是定都的好地方。

东都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谓“制礼作乐”。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周公先后发布了各种文告,从这里可以窥见周公总结夏殷的统治经验,制定下来的各种政策。

“明德慎罚”就是周公制定政策之一。周文王因为“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才有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罚”,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罚不可滥用,有的案情要考虑五、六天,十来天,才能判定。至于杀人越货,“不孝不友”的,要“刑兹无赦”。文告中反复强调“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诫康叔要勤勉从事,不可贪图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能“明德慎罚”才有天命。“明德慎罚”也不是一切照旧,而是参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酿酒要用去大量粮食,这种饮酒风习在以农业起家的周人看来,简直无法容忍。周公并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庆典的时候还是可以喝一点。群饮是不行的,不可放过,要通统捉来“以归于周”,“予其杀”。“予其杀”是我将要杀,未必杀。所以“归于周”,是不要给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杀人”的印象。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应该引导殷民去“艺黍稷”即种庄稼,也可“肇牵牛,远服贾”,去经商养父母。殷代先王,从成汤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况敢聚会饮酒了。至于工匠饮酒,另当别论,不要杀,姑且先进行教育。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是十分鲜明的。

周公提倡“明德”,反对“后王杀人”。至于民人之间,也不要相残害,相虐待,乃“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杀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会出现安定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要象农民那样勤除草,整地,修整田界水沟 ;象维修居处那样,勤修垣墙,壁上涂泥,顶上盖草 ;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斲,再涂上黑漆和红漆。总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万年惟王”。

“制礼作乐”是周公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制定的一项措施。“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

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 ( ),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周在周公之前也没确立嫡长制,继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历。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却以武王姬发为太子。自周公以后,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传子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应归功于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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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

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就经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起到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秩序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这个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

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

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 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周公还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

周公还是中国古代教育开创时期的杰出代表。孔子和周公在教育思想上存在着渊源关系,在教育实践上也存在着继承关系。周公生活于三千多年前,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曾经起过巨大作用。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伟大奠基人,那么周公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伟大开创者。

自春秋以来,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圣人。孔子推崇周公,向往周公的事业,盛赞周公之才,赞叹“周公之才之美”,“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孟子首称周公为“古圣人”,将周公与孔子并论,足见尊崇之甚。荀子以周公为大儒,在《儒效》篇中赞颂了周公的德才。汉代刘歆、王莽将《周官》改名《周礼》,认为是周公所作,是其致西周于太平盛世之业绩,将周公的地位驾于孔子之上。唐代韩愈为辟佛老之说,大力宣扬儒家道统,提出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统序。自此以后,人们常以周孔并称,在教育上则有“周孔之教”的概念。言孔子必及周公,这是古代尊崇周公的情况。这种尊崇除了政治上的某种需要之外,其主要方面则反映了古人对西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珍视,以及对周公这位伟人的真诚敬仰。这在历史上曾经为弘扬、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教育起过积极作用。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

周公为避嫌,离开了国都。后来,成王发现了当年周公乞请替文王去死和代王受惩的祷文件,俗称“金匮藏策”,才明白了叔父周公对其父子的忠心。于是,成王立即派人请回了周公,并亲自迎于郊外,使叔侄关系更加融洽。

周公回到京城后,撰写了《多士》、《周逸》两篇文告,告诫成王及群臣 :骄奢荒逸,必然要造成亡国,夏桀、殷纣就是教训。在《立政》中,他又讲述了为政安民的关系。

《尚书·大传》概括了他的政绩 :“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至政成王。”该说法除时间先后略有出入外,所列事件基本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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