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政治思想史 | 绪论(一)

日期: 2018-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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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政治思想史 | 绪论(一)

导读

孟祥才,彭门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山东临沂人,196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前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现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农民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先秦秦汉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秦汉政治思想史 | 绪论(一)


总绪

秦汉两朝(前221-220年)近4个半世纪的悠长岁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的祖先在世界东方这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上创造了当时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不仅深深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东亚历史的走向。从那时至今,历史的车轮已经滚动了2236年,当年雄视东亚的秦汉帝国已经发展成为令当今世界瞩目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那时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已经繁衍成为今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那时基本定型的汉字汉语已经成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文字,而那时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丰富和不断的新陈代谢,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没有中断过的历史最悠久、内涵最宏富的文化系统,在世界多元一体的人类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秦汉两朝的历史地位

秦朝(前221-前206年)是一个短命皇朝,如果不计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悠悠创业史,而从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年代算起,它只存在了16个年头,可以称得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尽管如此,其在历史上的开创之功却是永垂千古。这主要体现在奠定祖国疆域之基,创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建立地主私有的土地制度,育成中国一统的民族认同观念。继承秦制的两汉皇朝极大地弘扬了秦朝的功业,从而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历史推向一个辉煌的顶峰,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


秦汉政治思想史 | 绪论(一)

△大秦帝国

如果说,统一的秦皇朝奠定了今日我们伟大祖国幅员辽阔的疆域的基础,那么,汉皇朝就更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这个基础。当秦始皇及其臣子们在琅邪刻石上顾盼自雄地写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时候,秦皇朝的疆域也不过东尽大海,西至今日之甘肃,北至今日之内蒙古、辽宁,南至今日之两广和北越。大体上是以兰州为基点划一纵线的今日中国的东部地区。但是,到汉皇朝,特别是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大汉皇朝的疆域已经向周边大大扩展了。其中,东北越过鸭绿江,达到今日朝鲜的北中部。西部则越出新疆,达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北部越过长城,到达广漠的蒙古草原。南部则越出广西、云南,几乎囊括了今日越南的大部分和缅甸的北部,从而成为东亚疆域最辽阔的国家。当时的大汉皇朝,与横跨欧亚的罗马帝国,雄居中亚的大夏王国和称雄印度半岛的孔雀王朝,作为地球上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几颗耀眼的明星,遥相辉映,共领时代的风骚。

汉皇朝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它以政治、经济、文化为纽带所形成的熊熊炉火,熔铸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不停地繁衍生息,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愈挫愈奋,历经磨难而不衰;一路高歌,终于发展成世界民族之林的参天大树。秦皇朝的统一虽然使数以百计的氏族、部落聚拢在一起,共同生活在“车同轨,书同文”的华夏大地之上,但是,由于秦皇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暂,无法从文化上和心理上消除民族和地域的差别与隔阂,所以,当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的时候,打着六国旗帜的反秦队伍立即云集响应,而原秦国腹地的关中、汉中和巴蜀等地却平静得犹如死水一潭。这说明秦民与原六国之民之间民族的畛域尚未消除。汉皇朝统理中国400余载,不仅使中原地区背景各异的民族认同了汉族这个共同体,以炎黄子孙自居,而且使汉民族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匈奴、鲜卑、乌桓相继内附,数以百计的西南夷、南越、东越等族接受了汉朝郡县官员的治理,而西域不同民族建立的大大小小的三十六、五十二“国”,也在汉朝西域都护的管理下心悦诚服地做了汉皇朝的臣民。在4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在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不知有多少胡人汉化到中原的城市乡村,也不知有多少汉人胡化到北国的草原穹庐和天山脚下的田园牧场。这种不间断的双向融合为日后一些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等完全融入汉民族的大家庭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汉民族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了它的前身华夏民族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形成了善于吸收、包容和改造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的民族特性,使它在以后的历史征程中能够较好地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的民族和文化,使这个民族大熔炉熔铸的民族越来越多,使中华民族越来越兴旺发达,也使中国的古老文化在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日益丰富和发展。

汉皇朝制定的各项法律制度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它对全国的有效治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国的统一,使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华夏大地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观念,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春秋战国以来,随着民族融合的不断发展,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统一的趋势迅速增长。“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孟子·梁惠王》)孟子的回答,反映了当时一批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正确展望。但是,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中国的统一却是通过长期激烈的战争手段完成的。秦国的近百万大军经过长期的剧烈征战,使六国的统治者及其臣民统统在秦国的坚甲利兵面前被迫放下了武器,做了统一之君的子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秦始皇踌躇满志地预期,他的美好的江山社稷会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然而,秦始皇并不清楚,这个统一国家的基础还很不巩固。因为尽管统一已经实现,但地区和民族的畛域尚未消失,而武力的征服又不可避免地给六国的臣民留下心灵的创伤。特别是秦皇朝建立后所实行的厚关中薄山东的歧视性剥削政策,更激起六国臣民对故国的怀念。所以,秦末农民战争就几乎发展成六国的复国战争。这说明,秦皇朝的统一尽管有着时代的必然性,但全国人民的心理准备还不充分, 长期封国割据形成的地域间的心理阻隔并没有消失。在汉皇朝统治中国的400多年间,刘邦及其子孙制定了一系列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加强统一的政策,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一系列促进统一和集权的措施,更进一步加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联系,使秦皇朝统治时期还存在的地域的心理的阻隔基本消失了。“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的观点虽然在形式上是他个人的创造,但其根源却在于中华民族已经形成的稳定的统一观念。这一观念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致匈奴人自称“夏后氏之苗裔”而拉近与汉民族的距离,所有周边少数民族几乎都形成了对统一中国的归属感,而此后的分裂割据就被视为大逆不道了。东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尽管也出现过三国东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和宋辽夏金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但统一的时期毕竟占了主导地位。应该承认,这种情况的出现自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与社会的根源,但汉朝时期已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也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汉皇朝进一步改造和完善了秦朝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和法律制度。刘邦及其布衣将相虽然推翻了秦皇朝,并且,终汉之世,他的子孙和那些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没有忘记对秦朝的暴政发出正义凛然的批判,然而,“汉承秦制”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还无法给汉皇朝提供另外的选择。这也说明,秦皇朝的覆亡主要是政策的失误而非政治体制的弊端,因而刘邦及其子孙也就只能继承其政治体制而刷新政策。刘邦及其后继者继承和完善了皇帝制度、三公九卿的中央行政制度(武帝后演变为中外朝制度,东汉又演变为台阁制度)和郡国并行的地方行政制度,县、乡、亭、里、什、伍编制和一整套选举、任免、升降、奖惩的基层管理制度,以及税收、财政、徭役和兵役制度等。与此同时,萧何损益《秦律》制定了汉皇朝的《九章律》,叔孙通等人制定了朝仪等礼乐制度,张苍等人制定了历法和度、量、衡等各种章程,韩信等制定了军法,使西汉皇朝的法律制度较之秦皇朝更加完善。侯外庐先生以此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确立的标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由秦朝首创,汉朝加以继承和完善的一整套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和各种法律、礼仪制度,作为一种模式,被后来的历代封建皇朝所损益继承。尽管这些制度和法律从本质上体现的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但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其积极意义仍是不可忽视的。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和缜密完备的法律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与发展,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广大人民正常的生活提供了较好的政治环境。庞大而严密的官僚制度有较明确的分工和一定程度的权力制衡,因而具有较高的效率和较强的自我调节功能,从而保证了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而有序的运转。汉皇朝继承和完善的这一套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由它所派生的许多优秀的政治文化遗产,如统一集权观念、民本理论、循吏清官意识以及“和为贵”、尊老恤贫等人文理念,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汉皇朝统治时期所继承和完善的许多经济制度,在后世也大体上延续下来。如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私有制相结合的土地制度,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租佃制度,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农业经营方式,“重本抑末”,盐铁官营的工商政策,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基本模式等都延续下来。而这些制度所制约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及其顽强的再生能力,是理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难以长足发展的钥匙。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析产制的形成,使万世一系的大土地所有者难以存在,从而造成财产所有权与行政、司法权的分离。而土地所有权的变动不居又造成阶级关系的不断变动和地主、农民两个阶级的不断更新,也就使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欧洲封建社会那样严格的等级制度。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是封建国家赋税和徭役的主要征发对象,封建皇朝就必然厉行“抑兼并”的政策,加上农民战争的调节,因而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在一般情况下就成为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他们亲身感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主要来自封建官府,因而农民起义的斗争矛头总是指向封建皇朝及其各级政府。由于历代封建皇朝与汉朝一样执行“重本抑末”和盐铁官营的工商政策,使大量工商利润都进入国库,成为皇室和封建国家财政开支的重要来源,国家和私人的资本积累因而受到严格的限制。由于城市一直是封建国家控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工商中心,工商业者也就一直作为封建皇朝的附庸而存在。所以,尽管秦汉时期中国的工商经济已出现过繁荣发展的局面,后来更是几度辉煌,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却始终未能形成与封建地主阶级旗鼓相当的如同欧洲市民阶级那样的工商业者。不过,应该承认,在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农业生产者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因而在2000多年间使中华民族创造了世罕其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绵延不绝的东亚文明的策源地。

大汉皇朝以恢宏的气度,四海一家的心态,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在国内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基本开放的格局,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刘邦在对匈奴的战争受挫以后,接受委敬的建议,毅然采取了“和亲”政策,创造了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比较理想的模式。汉武帝以后,在处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方面亦推广了这一模式。刘细君与解忧公主的远嫁乌孙,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的联姻,都成为维系汉朝与西域、汉朝与匈奴友好关系的纽带,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留下了千古佳话。汉皇朝首创的这一“和亲”政策,后来几乎为历代中国封建皇朝所继承。唐朝和清朝都建立了幅员辽阔、国内众多民族友好和睦的封建大帝国,而恰恰就是这两个朝代创造了我国“和亲”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不可否认,尽管两汉400多年间汉皇朝与周边少数民族间也发生过一些战争,但民族关系的主流却是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朝对内服的少数民族一般都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文化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岭南的百越之族,在先进的汉文化的熏陶下,很快改变了刀耕火种的落后面貌,大大缩短了与中原地区社会发展的距离。西南夷聚居的川、滇、黔地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内服的匈奴人在五属国的治理下,逐渐由游牧民族变成农业民族,与汉族融为一体,为开发中国西北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


秦汉政治思想史 | 绪论(一)

△大汉帝国

汉皇朝以宏伟的气魄开辟了与朝鲜和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交往的渠道。高度发展的汉文化对居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和三韩(马韩、辰韩、弁韩)等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他们均模仿汉朝的政治制度建立自己的统治机构,引进汉字作为表意工具,大量的生产工具、工艺品、服饰、乐器,以及建筑艺术的传入,大大丰富了朝鲜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由此,朝鲜的历史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越南在秦汉时期虽然已经迈进了文明的门槛,但在不少地方还保留着十分落后的经济生活与风俗习惯。例如,他们以狞猎、采集和捕鱼为生,农业还停留在原始状态;他们仍然在树上筑巢而居,还不知房屋建筑为何物;他们仍维持着原始落后的群婚制,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等等。汉皇朝在越南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后,简派能吏,加强治理,大力全面地推行先进的汉文化。例如,东汉时期,任延任九真太守后,一面推广铁制工具和水稻栽培法、代田法、区种法等先进生产技术,使越南人民过上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一面广泛宣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等儒家伦理观念,改变了他们的原始婚俗和其他落后习惯,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文明程度。从汉代开始,中国的儒学开始迈出国门,在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地广泛传播。由此,东亚儒学文化圈开始形成,以后更不断发展、繁盛,一直持续到今日,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文化现象。汉皇朝从武帝起,全力开拓经营西域,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的种种手段,开辟了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路通往中亚至欧洲的丝绸之路。当清脆的驼铃声打破千年大漠的沉寂时,一条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长桥第一次架设起来。中国的丝绸经过中亚,跨越地中海的波涛,传到罗马帝国的王廷。从而使西方第一次知道东方有一个文明高度发展的大汉皇朝,也使中国人民知道在地中海的彼岸有一个神奇的罗马帝国。这就大大开阔了中华民族的视野,改变了中国人一向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观念。汉皇朝开辟的这条陆上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渠道。伟大的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如四大发明,就是通过它传到中亚、欧洲和北非。而中亚和欧洲的许多文明成果也通过它传到了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从总体上看,汉皇朝所奠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开放格局和优良传统,基本上为后来的历代皇朝所继承,从而使灿烂的中华文明基本上在开放的态势下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汉皇朝创造了高度发展而又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汉字汉语作为独特的语言文字系统,在汉代已经定型和成熟。《史记》、《汉书》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正史的基本模式。陆贾、贾谊、晁错的政论散文,司马迁、班固的历史散文,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乐府和古诗十九首等五言诗代表了诗经、楚辞之后诗歌艺术的高峰。书画、音乐、舞蹈和杂技等更是留下了累累硕果。以《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为代表的数学,以太初历、三统历为代表的历法,以《灵宪》为代表的天文学和浑天仪、地动仪为代表的天文仪器,以《氾胜之书》为代表的农学,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医学,以及造纸术的发明等,标志了我国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巨大成就。在思想方面,汉武帝宣布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宣告了我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确立,更是影响深远的大事。秦皇朝统一全国后,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主义,以“焚书坑儒”的野蛮暴行宣告了春秋战国以来思想上“百家争鸣”局面的结束。然而,秦朝二世而亡的现实深深震撼着秦汉之际的所有政治家和思想家。因而,在汉初的思想领域便出现了一个反思秦朝二世而亡的广泛思潮,它显示了中国人对自身社会和历史的自觉的深刻思索。陆贾、贾谊、主父偃、晁错、严安、贾山、司马迁,以及《淮南子》的那个创作群体,直到董仲舒等,都是这一反思潮流中光彩夺目的人物。在他们的反思中涉及到武功与文治、德化与刑罚、有为与无为、社稷与百姓、天命与民心等一系列治国方略和治国艺术等重大问题。其间,诸子余绪的活跃,各学派之间激烈的诘辩,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寻找一个适合封建统治需要的思想体系。在现实的教育和陆贾、叔孙通等人的启导下,首先是刘邦的思想开始向儒学倾斜。刘邦死后,他的后继者又钟情于黄老刑名之学,于是形成了黄老之学独步西汉政坛50余年的局面。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位的时候,黄老之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时候,原始儒学经过叔孙通等一大批儒生的不断改造,到董仲舒手里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体系庞大、结构严谨、内涵丰富、义理深邃的新儒学体系形成了。通过董仲舒的贤良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学从此走上独尊的地位, 成为2000多年间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儒学在思想上的主导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即使在魏晋南北朝玄学兴起、佛教大盛的时期,儒学也没有失去思想上的盟主地位。儒学丰厚的内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上起了重要作用,深深地融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显然,汉皇朝在建树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和构筑中国传统文化的骨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永远光耀千古的。


编辑:薛兆恒

审核:李懂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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