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刘恒的政治思想(下)

日期: 2018-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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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孟祥才,彭门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山东临沂人,196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前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现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农民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先秦秦汉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文帝刘恒的政治思想(下)


当然,文帝的政治思想中还有坚持皇帝制度的强烈意识,例如,他虽然大张旗鼓地封赏周勃、陈平和其他诛杀诸吕有功的高官和同姓诸侯王,但同时他们保持高度警惕,悄悄地逐步削减他们的实际权力,并任用和提拔一批亲信到关键的岗位上,以便牢牢控制中央和地方最重要的权力。就在任命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掌控了首都的卫戍大权之后的第二年三月,他又封宋昌为壮武侯,将从代国带来的六个亲信安排做了九卿的高官。对同姓诸侯王刻意安抚,尽最大努力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不到万不得已,不采取杀伐的手段解决矛盾,以求得国家大势的稳定。不过,刘恒也并非一味忍让。五年(公元前175年)六月,当济北王刘兴居谋反,发兵欲袭荥阳的时候,他还是坚决令陈武为大将军,统兵10万,迅速镇压了叛乱。与此同时,他也不动声色地采取措施削弱诸侯王的力量。如二年(公元前178年)三月,他下令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看似“推恩”,实际上是在齐国封地又分割出两个诸侯王国,这无形中削弱了原齐国的力量。同年九月,他“初与郡国守相铜虎符、竹使符”,将郡国的调兵权收归中央。十六年(公元前164年),他下令立原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为王,看似大度,结果却是将一个较大的淮南王国分割成三个小的王国,这就大大减少了他们兴风作浪、反抗朝廷的可能。


文帝对少数民族政策和边疆政策也有自己的思考和决断,显示了他在统驭边陲和治理少数民族问题上的思想。他明白,当时汉朝的国力还难以用军事手段征服少数民族和求得边境的安宁,于是继承高帝和吕后时期“和”、“安”胡越的国策,以和平的策略尽量减少边境的冲突,以便为国家和百姓赢得良好的生存环境。本来在高帝时期,由于陆贾出使南越,促使南越对汉朝称臣归附,使连绵的五岭成为汉朝和南越和平交流的边界。吕后当国时,禁止铁器输入南越,南越王赵佗愤然称帝,举兵北侵,和平的边界又被战火烽烟笼罩。刘恒登基伊始,即改变对南越的政策,“廼为佗亲冡在眞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之后派高帝时曾出使南粤、与赵佗建立良好私人感情的陆贾二次出使,给赵佗带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赐书:

皇帝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朕,髙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髙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髙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诸呂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廼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慮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兩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脩治先人冡。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災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髙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能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娛忧,存问邻国。

这封赐书,反复强调的是和则两利,战则两伤,要求恢复高帝时期的边界,给南粤高度自治地位,通使通商,惠及两地百姓。赐书打动了赵佗,以此为契机,重新恢复了汉朝与南越的友好交流关系。这不仅对汉朝与南越都是有利的,而且加速了汉、粤两个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进一步深度的融合。

对汉朝边防最大的威胁来自匈奴。文帝审时度势,执行“和亲”政策,坚持衅不自我开的防御战略,同时不断加强军事力量,随时准备抵抗匈奴的进犯,将边疆地区百姓生命财产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侵入北地郡(今甘肃、宁夏交界处),在黄河以南劫掠。文帝进驻临近北地的甘泉(今属陕西),观察形势和筹划对策。六月,即命“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将入侵者赶出北地。他接着赶到高奴(今陕西延安)、太原等地,赏赐立功军民,慰问百姓。匈奴见一时对汉朝武力相向讨不到便宜,就希望恢复“和亲”故约,文帝顺势回书,重申故约:

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郎中系雩浅遗朕书曰:“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汉以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愿寢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約,以安边民,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主之意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眀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帶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

其实,文帝对单于恢复故约的请求并不十分相信,但还是发出了积极的回应。同时警惕匈奴的出尔反尔。果然,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天,匈奴寇边入萧关,杀北地都尉卬。文帝立即命三位将军屯兵陇西(今甘肃临洮)、北地(今甘肃庆阳北)、上郡(今陕西榆林南),并亲往前线劳军。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指挥发兵反击,将匈奴驱逐出境。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他发出《与匈奴和亲诏》,向全国臣民解释国家应对匈奴的政策,重申与匈奴“和亲”、“结兄弟之意,以全天下元元之民”的道理:

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间者累年,匈奴並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其内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结彻于道,以谕朕志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

同时送出《遗匈奴和亲书》:

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渠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今闻渫恶民貪降其趋,背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书云“二国已和亲,兩主驩说,寢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翕然更始”,朕甚嘉之。圣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嘉。使汉与匈奴邻敌之国,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糵金帛绵絮它物岁有数。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独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昆弟之驩。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載。朕与单于皆捐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兩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蝡动之类,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毋言章尼等。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不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

与要求南越王去帝号不同,文帝完全将匈奴放在与汉朝对等的地位,只是要求双方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这种带有民族平等的意识不能不说是特有价值的政治思想遗产。与匈奴实现“和亲”后,文帝又向全国发出了《与匈奴和亲布告天下诏》:

匈奴大单于遗朕书,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令约者杀之,可以乆亲,后无咎,俱便。朕已许。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这显然是要求全国臣民一体遵守之意,说明文帝对和约是真诚的,但他也并不认为有了和约就可高枕无忧,而是时刻保持警惕。果然,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三万人侵入上郡(今陕西榆林南),三万人侵入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刘恒指令周亚夫为代表的六位将军督军屯驻各战略要地,严阵以待。匈奴见无机可乘,数月后自动退军。总起来看,刘恒对付匈奴的方略是正确的。因为坚持衅不自我开,使匈奴找不到与汉朝开战的借口,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匈奴的侵扰,但由于同时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终文帝之世,匈奴对汉朝并未造成太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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