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的政治思想

日期: 2018-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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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孟祥才,彭门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山东临沂人,196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前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现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农民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先秦秦汉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景帝的政治思想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年在位),在位的十六个年头,基本是继承了惠帝以来执行的黄老思想指导下的“与民休息”政策,轻徭、薄赋、节俭、省刑,使汉皇朝生产继续发展,经济进一步走向繁荣。


景帝在位期间,政治上发生的最大事件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这一事件突出展现了他维护皇帝制度和中央集权的政治意识。当吴楚七国发出叛乱的信号时,景帝还打算以牺牲主张“削藩”的晁错达成妥协,但当这种妥协受挫后,他还是坚定地谋划武力平叛。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二月,汉军与叛军接战不到一个月,胜负之局已定。景帝对指挥汉军围剿叛军的各路将军发出一个对反叛诸侯王国君臣声罪致讨和赶尽杀绝的诏书:

盖闻为善者天报以福,为非者天报以殃。高皇帝亲垂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无后,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藩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而吴王濞背德反义,诱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疾不朝二十余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谋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伐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垄,甚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

在景帝看来,只要诸侯王觊觎皇位,就是“为逆无道”、“重逆无道”,就必须赶尽杀绝,绝对不能姑息。而臣子,更是等而下之,只能是皇帝整个棋盘上任意驱使运作的棋子,皇帝对他们具有生杀予夺之权,其生死祸福,完全系于皇帝的一念间。号称“智囊”的晁错,被他当作与吴楚七国妥协的牺牲品平白无辜地送掉了性命。功勋卓著的周亚夫,因为在一些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就被诬以“谋反”的罪名下狱,施以百般侮辱,致使其“不食五日,呕血而死”。

不过,在景帝的政治思想中,与乃父一样坚持民本的理念,这突出表现在薄赋和省刑等方面。他继位伊始,就下令“除田半租”,使三十税一成为终西汉之世的定制。同时继续执行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不主动挑起战争,基本上维护了边境地区的和平和安宁。他还多次大赦天下,赏赐民爵,贯彻了“与民休息”的既定国策,使汉帝国保持了向上发展的势头。例如,元年(公元前156年)他下达了《听民徙宽大地诏》:

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陿,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四月,发布了《令二千石修职诏》:

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並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減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桑,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彊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姧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后元三年(公元前142年)正月,再发布《劝农桑诏》:

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这三个诏书,反映了景帝对民本,主要是农本的重视,他特别强调各级官吏必须贯彻重本抑末的政策,将其视为官吏们“修职”的主要内容,同时规定了对违反这一政策官吏的惩罚措施。这一根深蒂固的以农立国、以农固本的意识,几乎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所有君王和政治家的共识。

景帝的政治思想中还有明确的省刑意识和公正执法的理念。元年(公元前156年)他发布了《减笞诏》,中六年(公元前144年)又发布《减笞法诏》。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下达《谳狱诏》: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

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正月,再次发布《谳狱诏》:

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两次《谳狱诏》的中心意思,一是公正执法,使罚当其罪。二是量刑从宽,杜绝枉法苛酷。与此相联系,景帝的廉政观念也比较突出。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五月,他发布了《重廉士诏》: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厌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廼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之,贪夫长利。

因为景帝具有重农、薄赋、省刑和倡廉的政治思想并将其基本贯彻到自己的行政实践中去,因而能够与文帝共同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从而使自己的名字与一个辉煌的符号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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