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博物 | 从管仲到晏婴——齐学初现辉煌(二)

日期: 2018-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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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祥才(1940年——)男,汉族,山东临沂人。彭门创作室导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在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等出版社出版《孔子新传》《孟子传》《秦汉史》《先秦秦汉史论》《先秦人物与思想散论》《秦汉人物散论》《秦汉人物散论续集》《梁启超评传》《王莽传》《中国古代反贪防腐术》《齐鲁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汉代的星空》《汉朝开国六十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山东思想文化史》《秦汉政治思想史》等个人专著32部,主编、合撰、参编著作31部。有关著作曾获得国家图书奖、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一等奖、山东省社科著作一等奖等多种奖项。在《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大众日报》《炎黄春秋》《文物》《文艺报》《中国史研究》《历史教学》《文史哲》《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齐鲁学刊》《史学月刊》《江海学刊》《人文杂志》《史学集刊》《孙子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300余篇。两次获得“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大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孙子研究会副会长和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掌故知鲁 | 牙雕“孝顺”


管仲的“四维”学说是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反映了他力图使混乱的社会通过加强礼制恢复稳定秩序的愿望。这种思想倾向在他同时和以后的思想家子产、晏婴、孔子和战国时期荀子身上几乎都有鲜明的表现。

管仲“顺民意”、“从民俗”等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富民”。他说: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穷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

管仲认识到民富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提高道德水准的重要条件。他的话“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成为后人广泛引用的政治格言。为了实现“富民”,管仲主张大力发展生产,积极调节分配和消费,提出了一套在当时具有实践价值的财政经济政策。他同所有同时的经济学家一样,认定农业生产是“本业”,将其放在首先发展的地位。他要求统治者注重天时,发挥地利,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注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他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奸)。”在强调粮食生产的同时,也重视经济作物和畜牧生产,认为“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为了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他建议齐桓公在齐国推行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税制改革“相地而衰征”,即按土地的好坏征收赋税。这不仅使税负趋于合理,而且在实际上承认了个体生产者对土地的占有,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期保持东方大国地位的重要经济条件。管仲不仅重视农副业生产,而且继承和弘扬姜尚发展工商鱼盐之利的传统,把“通货积财”作为带动齐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保护商人的积极性,以货畅其流促进手工业和农副业的发展。从“富农”原则出发,管仲一方面主张节制消费,反对奢侈浪费,尤其反对统治者浪费国家财物。另一方面,他又在《侈靡》篇中提出以充分的消费促进生产发展的观点,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作辩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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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

由姜尚开创的齐学比较重视法律和军事思想的构建。管仲的法律和军事思想大大丰富和深化了齐学这一方面的内容。他特别重视法令的公开性和明确性,也强调法令的统一性和相对稳定性。在《牧民》篇中,他认为当国者应当“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即要求统治者明确赏罚标准,使他们知道自己如何远离邪恶和为国立功。同时,还必须使法令普遍传布于所有辖区,并使赏罚施行于法令公布、标准明确之后。他说:“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利,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他认为只有保证法令的公开性和周知性,才能避免赏罚的随意性。管仲也非常重视法令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反对朝令夕改,他说:

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

管仲还认为,国家既要使刑罚具有足够的威慑力,又要使之合乎情理而具备可行性。这样才能使百姓养成见利思刑、“见怀思威”的习惯,从而保证统治秩序的安定与和谐。

管仲在齐国推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革行政编制和军事编制,主要内容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即“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伍分其鄙以为伍属”。将国中的士、农、工、商分别聚居并世袭其职,在此基础上将他们编为二十一乡。其中士乡十五,每五乡编为一军,共三军,分别由国君和两大卿族国氏、高氏统帅,由此将行政和军事合为一体,“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乡”。军中士卒将帅“世同居,少同游”,彼此熟悉,“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管仲认为,“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管仲在齐国推行的这套制度进一步贯彻了军政合一的原则,强化了国家对军队的集中管理和控制,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齐国的霸业建立了强大的军事盾牌。管仲除了在军事制度上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改革之外,还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军事思想。比如,他提出国家综合实力决定战争胜负的思想,认为只有财、工、器、士、政教、服习、遍知天下、明于机数等都能“盖天下”,才能“正天下”而无敌。他说:“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反之,“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也”。这些思想对后世齐国乃至整个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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