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孟祥才，彭门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山东临沂人，196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前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现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农民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先秦秦汉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内容概要：为应对帝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农民起义不断的国内形势，以颁布“轮台诏”为标志，汉武帝实行“与民休息”政策，缓和与匈奴等周边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使汉皇朝又呈现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的趋势。而随着汉武帝的崩逝，其继位者昭帝、宣帝又是持什么样的治国理念，是否将汉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政策继承下去呢？让我们跟随本文来了解一下昭帝、宣帝的政治思想吧！
昭、宣二帝，尤其是宣帝的贤人政治理念，主要体现在不断地诏举孝廉和贤良文学以及不断地推尊循吏。如：
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诏曰：“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四月，“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
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四月，“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十一月，“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
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八月，“其博具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学，眀于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神爵四年（公元前62年）四月，“令郡国举贤良可亲民者各一人”。
西汉一朝，真正有意识地培育、重用和表彰循吏的首推汉宣帝。《汉书·循吏传》记载，由于汉宣帝自幼生长民间，由卑微而登至尊，知道百姓的疾苦。亲政后“历精为治”，五天听一次百官奏事，自丞相以下都“奉职而进”。凡任命刺史守相等地方高官，一定亲自谈话，观察他们的言行，听取他们治政理民的设想，进而考察他们的行政实践，有言行不一者必须说明原因。他常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他认为郡国守相是治理好吏民的核心人物，经常更换则使百姓无所适从，所以一般情况不轻易调换他们。百姓知道他们长久任职，不可欺罔，就容易服从他们的教化。二千石政绩卓著，就以玺书勉励，增加他们的俸禄和赏金，甚至给他们关内侯的封爵，待公卿缺位时，再选拔他们中的优秀代表升任。
由于宣帝采取这些措施，他当国的年代是汉代产生循吏最多的时期。这些“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的循吏，支撑起一个被历史学家称颂为“昭宣中兴”的时代。
《汉书·循吏传》记载的几个著名的循吏，如蜀郡守文翁致力于发展蜀地的文化教育，飞速地提升了蜀地人才、教育和学术在全国的分量，他创设的郡国学校官在武帝时期向全国推广。政声卓著的胶东相王成，受到宣帝的大力表彰。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的诏书说：“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
黄霸的升迁更显示了宣帝对循吏的重用和奖励。黄霸是一个由百石卒史一步步晋升至丞相的循吏。武帝时任河南太守丞，“温良有让”，持法平正，深受“吏民爱敬”。宣帝时升任廷尉正、丞相长史。不久因牵入夏侯胜案入狱被判死刑，在狱三载，从夏侯胜学习《尚书》不辍。后被赦出狱，先任谏议大夫，不久升任扬州刺史，三年，因治绩优异，宣帝下诏晋升他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同时特批准他享有一般太守没有的荣誉：“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薄车，缇油屏泥于轼前，以章有德。”
黄霸在颍川太守任上，及时宣布皇帝的恩泽诏书，令邮亭乡官养鸡养猪，为鳏寡贫穷百姓改善生活。设置父老师帅伍长，让他们在民间劝善防奸，“及务农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关乎百姓生活的小事，他也处处关心，尽力做好。鳏寡贫穷百姓的丧事，他每每指示乡部小吏妥善办理。由于黄霸“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被“征守京兆尹，秩二千石”。但不久又因治驰道和征马匹供军用出现问题，被降职为颍川太守，秩仅八百石。不过他既不怨天也不尤人，而是兢兢业业，如此前在颍川太守任上之所为，前后八年，将颍川治理得政通人和，成为全国最安定繁荣的地区。宣帝于是下诏称扬说：“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同时受到“赐爵及帛”的还有颍川的“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
后数月，即晋升黄霸为太子太傅，再升御史大夫，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代丙吉做了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户。朱邑以乡啬夫进入仕途，“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累迁太守卒史、大农丞、大司农。“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朱邑病逝，宣帝十分痛惜，下诏表彰说：“大司农邑，廉洁守节，退食自公，亡强外之交，束脩之馈，可谓淑人君子。遭离凶灾，朕甚闵之。其赐邑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另一循吏龚遂，以明经为官，先任昌邑王刘贺的郎中令，因王淫乱，被牵连“髡为城旦”。宣帝即位后，渤海郡一带因饥荒引发农民起义，地方官束手无策，经丞相推荐，宣帝任命龚遂为渤海太守。这时龚遂已经70多岁，他从宣帝那里讨得便宜行事的权力，单车进入渤海郡后，立即发布文书，宣布凡持农具者皆为良民，官兵不得拿问；凡持兵器者为盗贼，官兵即行缉拿讯问。结果渤海郡一带的农民起义很快消解。他接着开仓济民，选用良吏，劝课农桑，发展生产，使“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龚遂的行政得到宣帝的赏识，几年后，念他年老，特调他至朝廷担任工作比较轻松的水衡都尉，一直到死都受到皇帝的敬重。
还有一个循吏召信臣，九江寿春人，以郎官起家，任上蔡长时，“其治视民如子”，后任零陵太守、南阳太守。在南阳，他“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又兴修水利，以广灌溉，提倡移风易俗，禁止婚丧嫁娶铺张浪费，约束郡县官吏子弟不得游手好闲。结果是“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深得百姓爱戴，被称为“召父”。经过荆州刺史奏报，宣帝赐他黄金40斤，升河南太守，“治行常为第一”，多次“增秩赐金”。元帝时，召信臣升任少府，在任期间，提出了不少朝廷节省开支、取消浪费的建议，每年为国家节约数千万。元始四年（公元4 年），平帝下诏推选汉兴以来“有益于民”的好官，最后入选的是蜀郡的文翁和九江的召信臣，享受官方立祠祭祀。
班固对宣帝当国时期的政况国势倍加赞扬：
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徳殷宗、周宣矣。
如此颂扬虽不无溢美之处，但总体上还不失为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