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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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7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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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千佛曲阜塔孟继新周敬鹏王广恒曲阜是孔子和儒学的诞生地，历史上是受儒家文化浸染最深的地方，社会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但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逐渐和本土文化相融合，发展壮大，曲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与大本营，也留有大量的佛教文化遗存，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鎏金千佛曲阜塔。鎏金千佛曲阜塔为明代铸造，铜质，外饰鎏金。塔高1.5米，直径0.45米。塔呈八角形，是标准的十三级浮屠（十三层），底大上小，内空，由底至上逐层递减收分。系由塔顶、塔身和塔座三部分合成，塔顶镶嵌之珠原为鎏金铜珠，现为后配木制宝珠。塔身层层飞檐，檐上层脊挑角外伸，上饰龙头走兽，兽嘴有透孔，原挂有风铃。檐下饰以斗拱，每层每面各铸有凸出的坐佛五尊，均盘腿拱手正面端坐。最下层的前面开有门洞，和城门相似，门两侧各有假门一座，门扇左右合闭，门扇饰以门钉五排，每排五钉，并饰以门环，门左右两侧各设圆柱一根，柱上铸有浮出的盘龙戏珠对舞升腾。下层后面铸有坐佛36尊，左右两面各铸坐佛35尊。通体没发现题字。因塔上雕刻佛像众多，号称“千佛塔”。千佛塔造型优美，通体鎏金闪耀，铸造技术精湛，代表了明代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鎏金千佛曲阜塔原是衍圣公府的旧藏，在城内南堂庙地藏庵存放，南堂庙是圣府的香火院。衍圣公府内宅也建有佛堂、供着佛像。在府外还建有娘娘庙、观音庙、玉皇庙等多种庙宇。从明代到清代，尤其是康熙、乾隆以后，还以衍圣公府的名义捐修了几处香火院。逢年过节，衍圣公夫人或夫人派女仆代自己到香火院去进香。在城关附近有十一处香火院属于衍圣公府管理。所谓衍圣公府“香火院”，就是每年每月由衍圣公府供应香火费，庙宇损坏由衍圣公府负责维修，也有时化缘募捐一部分维修费。南堂庙是主持尼姑的庙宇，位于城内鼓楼南街。南堂庙坐南向北，前后三院，两大殿，大门、二门和配房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据《孔府档...

曲阜九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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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7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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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九仙山彭庆涛刘欢王广恒世人皆知泰山为五岳之尊，矗立于齐鲁大地，镇守华夏东方。它历经千年，显尽巍峨之气魄；风雨如晦，着尽深沉雄浑之姿态。慕名而来，拾级而上者，恒河沙数。时至今朝，每逢假日，往来游客摩肩接踵，络绎不绝。而就在距离泰山不远，南下六十里处，便是另一个迥异的自然新气象，这里距离城市路程遥远，群山连绵，无噪杂的人群，更无熏天的香火，唯有岩壑纵横山间，泉涧交汇与乱石，林茂草美，鸟雀争鸣，行人零星，脚步散散漫漫，静谧清闲，山间着实流露出一种质朴淡雅的气息，此地便是九仙山，被称为曲阜的“小泰山”。九仙山这一奇妙的名字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王母娘娘在天庭用蟠桃邀请天地三界神仙，各路仙人竞相敬以仙酒，王母娘娘大醉九九八十一天。九位仙女趁王母醉酒酣睡之机，悄悄相邀下凡来到人间，仙女们朝游九仙山，暮宿九女堂，采野外香果，饮山间清泉，每次必到天池沐浴，玩的不亦乐乎，最后九仙女留恋人间的美好便化为九座山头永驻人间。九仙山百千壑溪泻于池，岸边绿柳拂披，果木成林，桃李色彩斑斓。特别是桃花，红艳似火，据老者说是九仙女从天宫蟠桃园采摘而来的……朴实而智慧的百姓们很喜欢为美丽的地方增加梦幻的奇丽想象，这种锦上添花的心情显示出当地人民对九仙山的喜爱。除了那些浪漫的故事，九仙山还有很多它少为人知的一面。最为突出的便是在上古时期祭天地仪式中的作用。祭天地是华夏民族最隆重、最庄严的祭祀仪式，起源与上古时期。祭天仪式通常由“天子”主持，是人与天的“交流”形式。通过祭天地来表达人们对于天地滋润、哺育万物的感恩之情，并祈求大地母亲负载百姓安康，天帝保佑华夏子民。九仙山在古代曾担任过这种“使命”。在《史记·封禅书》引管仲言：“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

孟仲子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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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7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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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仲子墓刘国成尚树志王彬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已距今两千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孟子的后人围绕孟母墓结冢而葬，形成了庞大的家族墓群，这就是今天的孟母林。在孟母墓南的2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前有碑，石碑较新，碑上刻有行书“新泰伯孟仲子墓”几个字，下署“二零零六年清明孟蒙书”，可知石碑是孟氏后人新立。此碑与其他的石碑相比，要大许多，碑额高100厘米、宽114厘米、厚36厘米，碑身高241厘米、宽106厘米、厚31厘米。碑首正中还刻有正书“亚圣”二字，浮雕二龙戏珠，回纹边饰。按石碑的规格，足见墓主孟仲子应是孟氏家族中地位很高的人。查阅史籍，发现关于孟仲子的记载比较混乱，有人说新泰伯孟仲子是孟子的从弟，也就是现在说的堂弟。但在《三迁志》、《孟子世家谱》“二代仲子，三代睾。”明确记载，孟仲子就是孟子的儿子，是孟氏二世祖，而孟睾是孟子的孙子，是孟氏三世祖。在明《邹志》中，记载孟仲子时是这样说的：“孟子之从昆弟也，有要孟子造朝之事。按仲子，赵岐注谓孟子从弟，朱子因之。《孟子世谱》则谓是孟子之子，序为二代。谓尝从公孙丑学。于文定《府志》又谓孟子子睾，从公孙丑学。而《世谱》又以睾为三代，不知何据。”很显然，孟仲子是“孟子从弟”的学说，是沿袭的赵岐的观点。赵岐虽是东汉经学家，他著有《孟子章句》，是今存《孟子》的最早注本，但他的孟仲子系“孟子从弟”观点，没有详细的出处，后人对此都很质疑，而孟氏的后人，仍尊孟仲子为孟氏二世祖。可见这墓中的人应该就是孟子的儿子。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被后人尊为“亚圣”，受母亲的影响，孟子对爱子的教育也是很严厉的。孟仲子自...

曲阜陵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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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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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陵城路阳郭云鹏陵城位于曲阜市西南部，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也无显著遗迹，仅陵城之名沿用至今。1979年，陵城村民孔庆金在“为女桥”下挖出一通石碑，上刻“大唐南陵”。由此可知在唐时，此地已经名为南陵，史传为尧王之南陵所在。宋《鲁国之图》对此处亦有图示，名陵城，且已具规模。尧作为古五帝之一，和陵城有着不解之缘。《史记正义》载：“尧都平阳，葬成阳。”《竹书纪年》曰：“惠成王十九年，齐田聆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此即为鲁东之平阳。另有《元和郡县志》记：“尧祠……在兖州瑕丘南，洙水之右。”《滋阳县志》载尧祠“在县城东七里，今属曲阜县”。《滋阳乡土志》又谓尧祠“在（陵城）郭家村，汉熹平四年建，宋治平元年重修”。清修《兖州府志·祠庙志》云：“尧祠在（兖州）城东七里，不详所创。唐翰林李白有尧祠诗，宋学士李昉有尧祠碑记。”此四款均称尧祠在曲阜兖州之间，位置几近于陵城之址。又见《泗水县志》、《泗水地名志》均载泗水有尧山，又名无影山，“世传为尧王之坟墓”。陵城作为名人故里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秦汉时期名南陵，唐代诗人李白曾寄居于此，为其庄园。《阙里志·古迹》载：“李白故居在曲阜城西二十五里，其门前临沂水，又西泗、沂交汇处，拥沙如山，呼为沙丘。”李白《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沙丘”一带恰是李白一家居鲁间居住地，即今陵城附近。当地学者王云珠考证，李白《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即居鲁郊游南陵时所作。据考，至今当地居民“南”“兰”发音互转。又传，时有一小村名玉兰村，与南陵相邻，后连为一体，各取一字改名兰陵。旧即有明代《兰陵故址》碑，立于陵城村东天齐庙内。此外，陵城还有一位历史名人，那便是明鲁荒王。相传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鲁荒王朱檀在邹县尚寨设行宫，常...

曲阜孔庙十三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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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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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庙十三碑亭路阳郭云鹏孔庙十三碑亭位于孔庙大成门前、奎文阁后，即孔庙的第六进院落。在这条东西狭长的院落内，矗立着十三座古色古香的碑亭。这些亭子式样基本相同，均为汉白玉基座，方形砖木结构，平面三间见方，明间开敞，稍间砌墙，两层檐歇山顶，覆黄琉璃瓦。由于建造年代有一定距离，各亭风格也稍有差异，例如金、元碑亭形式略微古朴，清代碑亭则规格较高，稍显豪华。十三碑亭是金、元、清三代帝王为保存唐、宋以来祭孔、修庙的五十余座石碑专门建造的，碑文多为历代帝王撰书，习称“御碑亭”。每座亭内陈列着体积、形态不同的石碑，不同的碑面镌刻着汉文、八思巴文（元代蒙古文）、满文等文字，真、草、隶、篆书体俱全。碑刻有封建皇帝追谥、加封、祭祀孔子和修建孔庙的记录，也有祈求孔子神灵保佑其封建统治的文书，还有帝王将相、文人学士谒庙的诗文题记。十三碑亭也因此成为我国政治史、思想史及文字发展史中刻在石头上的文献。整个碑亭布局南八北五，东西排列，栉次鳞比。道南的八座亭中，以靠近奎文阁的中间两座构建最早。这两座金代碑亭约建于金明昌二年至六年（1191年-1195年）的大修工程中，是孔庙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位于东侧的两座碑亭分别建于元朝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和元朝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其余九座碑亭为清代所建。道北5座碑亭为御制碑亭，西起第二、第三亭分别建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和二十六年（1687年），始建时为绿琉璃瓦，雍正二年（1724年）雷火时被延烧后又重建，改为黄瓦。西起第一亭、第四亭为雍正大修工程时所建，第五亭为乾隆十三年（1748年）新建。其余4座则为遣官致祭碑亭。金代碑亭，斗拱豪放、布置疏朗、结构精妙，保持宋式营造特点。十三碑亭中较早的两通碑刻就位于南排开东起第六座金代碑亭中。一通是立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的“大唐赠泰师鲁先圣孔宣尼碑”，一通...

《孔府档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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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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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档案》案例刘岩彭庆涛林庙守卫百户，自康熙帝钦设成立以后，百户衙门内每每发生命案总能以自身的强势大事化小，这在官官相护的封建时代人们似乎早已适应。纯洁的心灵在封建道德伦理的说教下，只有剩下孤独的善良，人们大都迷失了自我。故而，在《孔府档案》内百户衙门许多离奇事件里，价值取向定会有失偏颇，命案故事也愈发地扑朔迷离。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七月二十六日，在百户衙门又发生了一起蹊跷的自杀案件。虽然过程看似简单明了，但事发原委复杂曲折，处理过程让人费解疑惑。为了力求还原案件的真实，我们暂且把有关人物及其关系做一扼要介绍。此案共涉及主要人员有：自杀者佃户魏相德，其子魏炳祥；林庙百户胡正勤，与魏父子同乡；四品执事官孔广栋（尊称：贻燕堂九爷），孔广栋的管家王豫。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走进曲阜那迷茫昏暗的公元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天刚蒙蒙亮，曲阜城内大多数的人们乘着凉意还在睡梦中。一居住于东门里名吴继钊的人，身背粪篓沿街四处寻视着，他并非为了市容清洁，而是生活所迫为之。彼时虽然被后人称之为“盛世”，但凡凡众生还是为了生计而努力操劳，不辞辛苦早晚奔波。此时城门还未打开，路上行人无几，显得格外冷清。早晨丝丝凉意让吴继钊有些兴奋，沿鼓楼街（旧时为东西向）缓缓向百户衙门方向走去。突然，他发现百户衙门大堂前有人形物体悬于一槐树下，难道是护卫丁员练功沙袋不成？好奇心驱使他上前一看究竟。那是什么沙袋，分明就是一具面目可憎的死尸，吴继钊害怕极了，连忙奔往西关向曲阜县衙禀报。史料记：“（接到报案后）敝县当即带领吏、仵亲赴尸所”。以此看来，时曲阜知县李维本处理此案是认真正规的。仵（wǔ），在此为现代意义的法医，或搬运尸体工。《清会典·刑部》：“凡斗殴伤重不能重履之人，不得扛抬赴验，该管官即带领仵作亲往验看。”经一番调查，死者为魏相德，邹县北湖庄人，衍圣公府的四品执事...

大成殿孔子塑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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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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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殿孔子塑像服饰路阳郭云鹏《左传·定公十年》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华向来以“衣冠上国”之称著名于世。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夫子对服饰更是尤为注重，他曾说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这话可以看出，孔子十分重视服饰习俗。汉服是右衽，北方少数民族是左衽，正好相反。孔子从发式和衣冠的不同来区分文明和野蛮，可见衣冠在孔子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服饰不仅仅是一种衣物，而且有着更为高远的文化和象征意义。孔子一生仕途坎坷，在鲁国做了几个月的司寇就被迫下野出走，栖惶于各国之间，以仁政德治游说诸侯，以冀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可惜终因“道大难容”，不为当世所用。史家司马迁虽将其列入世家，位等诸侯，却仍称他为布衣，大概就是他生前只能以“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为常服的缘故。这种装束虽然不同于平民百姓，且被后儒誉为“圣贤法服”，但毕竟算不上当时的正式官服。即以司寇而论，也只能是冕无旒、衣无文、裳刺黻而已。司马迁予以布衣之称，基本上符合孔子的实际身份。后世孔子地位不断升迁，其庙像服饰也几经变换，这直接显示出历代统治者对孔子不同程度的尊崇。以服誉人也就成为封建帝王独特的尊孔方式。汉代以后，儒学独尊，孔子才得以称圣称师，爵之以公，歆享庙祀。先时的木主在后来易之以偶像，但其服饰尚无显著变化。无论绘画或雕塑，大概仍和生前的打扮差不多，汉代成都文翁石室的孔子像即为“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的形态。后有魏文帝曹丕诏称：“昔者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而无受命之运，乃退考三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这才开了为孔子易服的先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赐文宣王庙桓圭一，从上公之制，冕九旒服九章”，孔子身份大变，位极人臣。但仍只是秩列上公的王爵，所以其服饰并未超出为臣的待遇。...

曲阜孔庙修建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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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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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庙修建沿革彭庆涛王广恒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哀公为表对孔子的尊崇之意，将孔子所居之堂，作“寿堂”，“后代因庙藏夫子平生衣冠琴车书于寿堂中”（《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孔氏祖庭广记》第二卷载：“鲁哀公十七年立庙于旧宅，守陵庙百户”。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195年冬十一月，来阙里孔庙。“以太牢祀孔子”，同时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这是帝王祭祀孔子之始。从哀公立庙，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三百余年间，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社会形态经过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与奴隶制相适应的思想理论更替为与封建制相适应的儒学思想理论，在这一重大转变的过程中，历经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初的霸王道杂之等一系列的思想运动，儒家思想则在孔子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经过曾子、子思、孟子及汉初儒生的进一步改造和发展，在政治上适应了封建大一统社会的思想需要，特别是董仲舒将儒家思想与神学的有机结合，创立了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的神学目的论，第一次在理论上论证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一思想迎合了汉武帝的统治需要，故而得以被推上了独尊的地位，孔子做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推上了圣人的地位。随着孔子的地位升高，祭祀孔子的庙宇也就越来越受到统治者们的重视。据乾隆版《曲阜县志》记载，从汉初到清乾隆，孔庙重修扩建七十多次。曲阜孔庙到唐初已经颇具规模，“正庙五间，祀文宣王，南向坐，颜子面西，配闵子以下十哲及曾子，东西列坐，皆为塑像。两庑二十余间，祀七十二贤，图绘于壁上。庙后为寝庙，祀亓官夫人。前为庙门三间，甚壮丽”（《阙里志》•孔尚任著）。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帝谒孔子庙，诏增修祠宇，绘先圣先贤先儒像，释奠用永安之乐”，“三年（公元962年）诏祭孔子庙，用一品礼，立十六戟于庙门”（乾隆版《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