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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 - 05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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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礼器——簠                                                                    孟继新  郭文骁 祭祀孔子的典礼,场面隆重、规模宏大、庄严肃穆,是一项重要的祭奠先师的活动。尤其是以“太牢”奉祠,既要用整牛、整猪、整羊,此为“三牲”之礼,还设有粮、蔬、果、谷等供品。当然,盛放供品的礼器也是不可缺少的。簠,就是重要的祭孔礼器之一。“簠”“簋”这两种食器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西周是用礼法来统治的封建等级社会,从吃饭上我们就能窥见一二。我们常用“一言九鼎”来形容诚信,相传九鼎是夏禹铸造的国家宝器,而西周时天子在正式宴会中饭食需要用九个鼎外带八个簋来盛放,诸侯、士大夫则相应减少。鼎和簋的用途有所不同,一般来说鼎用来装菜,而簋用来盛饭。簋大多圆形的,为了保温,往往还有盖,类似现在的饭盒,不过有的簋下面还有几条腿。食器发展变化到西周中后期,又有了形状不同于簋的方饭盒,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簠。因为簠和簋的功用相近,所以后人常常将两者连起来说,也即“簠簋”。簠主要盛行于西周末春秋初,战国晚期逐渐消失。也有学者认为“簠”就是常见文献中记载的礼器“瑚”,他们历数古代食器或礼器中盛放食物的器皿,发现形制基本相同,作用相差无几,不过是名字不同而已。比如《礼记·明堂位》记载说“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其中的敦、琏、瑚、簋都是盛放饭食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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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礼器之篚郭文骁  牛秋鹏  鲁哀公十七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就将孔子故宅辟为庙堂,开始了对孔子的祭祀。历代祀孔被定为国之大典,最初每年只有秋季一次,以后增为春秋两次。东晋太宁三年,也就是公元325年,诏孔子嫡裔奉圣亭侯孔嶷四时祀孔子。自此一年每逢春、夏、秋、冬四上丁,四仲丁等日子,均得在孔庙举行祭孔典礼。自明清以来,祭孔典礼规定有“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等项仪程,并以礼乐歌舞贯穿始终,祭孔乐章都以颂扬孔子功德为内容。在诸多的祭孔典礼中,均应按照礼仪程序、祭奠规格进行。当然,祭孔礼器也是必不可少的。有一种祭孔礼器,是用竹子编织而成,长三尺,宽一尺,深约六寸,底下还有三寸高的足,上面也是竹子编织的盖。这种器物名叫“篚”,类似我们现在所用的竹筐。篚,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厥贡漆丝,厥篚织文。”织文,指锦绮类。而在《孟子·滕文公下》也有描述,“篚厥玄黄”玄黄,指玄色、黄色的帛。那么,一个小小的竹筐,在宏大的祭孔典礼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圣门礼志》说:“篚,竹器,如箧。”《说文》:“所谓篚,如竹箧是也。”这些仅是对篚的名词解释而已,不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篚一般都是用来盛东西的。早在《诗经·鹿鸣》篇中就有记载,“序实币帛筐篚”。在祭孔典礼中篚就是用来盛放币帛用的。熟悉古代礼仪的人都知道,币帛广泛应用在祭祀、婚丧、馈赠、聘问等仪式上。在战国以前称丝织物为帛,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又因为帛曾在中国古代长期作为实物货币使用。因此,币帛经常作为同一种物品在典籍中出现。帛,是一种绣织精美的丝织品,古人为了运送、携带方便,习惯上将帛每五匹扎成一卷,所以又称为束帛。因为每匹帛都是从两端向内卷起来的,所以每束束帛又有十端。战国时就有生丝织成的“帛”,而且单根生丝织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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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明代故城彭庆涛 成铭 曲阜明故城,始建于明正德八年(1513年),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保护孔庙、孔府而专门修建的城墙。可以这么说,没有明故城,就没有现在的曲阜,在那一个动荡多舛的乱世年代,它不但保护着孔庙孔府,保护着整个城区,更像一位忠诚的卫士呵护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在没有明故城以前的宋元时期,曲阜城位于古鲁城的东部,名“仙源县城”,即今旧县所在地,所以,当年的曲阜县城并不在现今的所在地,明朝一场动乱,改变了曲阜城区的宿命。明代中期,宦官擅权,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矛盾激化。明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积压许久的怒气终于爆发,河北文安人刘六、刘七在霸州发动起义,数千农民响应,声势浩大。次年,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十月,先进攻济宁,因守军众多,一时难以攻下,随即向东迂回,连克日照、海丰、寿张、阳谷、丘县、宁阳、曲阜。马蹄踏进这座古城,践踏了这片古朴圣洁的土地。嘉靖四年《城阙里记》碑对当时环境状况是着这样描述的:“阙里与曲阜相去十里,故皆无城,而阙里尤为孤旷,守望无所持焉。明正德辛未(1511年),盗入兖,以二月二十七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数百……是夕移营犯阙里,秣马于庭,污书于池。”明正德六年(1511年)二月二十七日,春寒料峭,起义军破仙源县城。阙里与仙源县城东西相望只有十里之隔,孔庙周围空旷无阻,没有一砖一瓦可以抵挡,正是“恃马力悠忽驰骤,栖野不战城郭,蹈虚不立方所”。孤立无援的阙里,在当日傍晚即被侵入。没有得到多少反抗,阙里如入无人之境般地就被拿下,士兵的力气没有得到全力释放,胜利来得太过容易,这让一些原本具有痞性的农民起义军有一种宣泄的冲动。对于贫苦的百姓,怀着怜悯同情之心他们不会做些什么,但孔庙孔府的巍峨华丽的建筑对于他们来说,则是富人的象征,没有一丝一毫的敬畏之情和礼法之意。     刘六、刘七骑马放纵在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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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礼器——爵孟继新 牛秋鹏 孔庙举行的祭孔大典,是一个既庄严又隆重的活动,要经过一系列的仪程。如“启户”与“合户”、“瘗毛血”与“望燎”、“迎神”与“送神”,这是人神“精神交会”的重要形式和过程。又有“进馔”与“撤馔”、“三献”与“饮福受胙”等,这又是人神“经物交会”的重要形式和过程。通过仪式性的效果,以迎神和送神队伍,强化敬神,并予拟人化的效果。神在不可知的天上,透过大成殿以外的空间,迎接神灵。送神后,亦将对神的祝文、陈拜的帛等,通过焚烧的形式送予神。祭祀人员,要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三跪九叩,也称三跪九拜,是清代才产生的一种礼法,与历朝历代的礼法都不甚相同。明代的最高礼节是五拜三叩之礼,这不仅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与诸藩国的关系上。清廷定鼎中原后,在许多方面都承袭明制,但也尽可能展现其不同于明朝的一面。于是,五拜三叩,变成了三拜九叩。通过三跪九拜,在纵横两个领域的推广,以一种贯穿“身、家、国、天下”的同构体系得以在人的心中产生。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顶礼膜拜,一般百姓也得以在心目中产生对所有权威,对所有在上者的敬畏感。也正是如此,这种礼节所产生的敬畏效应才显得那么深不可测。这种仪式动作,再配以一套儒学的宇宙观,每一个动作便成了一种具有宇宙意义的象征,而敬畏感也得到进一步的上升。虽然,三跪九拜这种礼法,到清代才产生,但其跪、叩、舞拜却带有鲜明的古礼成分,应是中国古礼的延续和继承。“饮福受胙”也是祭祀当中的古礼之一。正献官随引赞升东阶,来到大成殿的香案前,接爵、受胙,行礼后,由西阶回到原位。在整个祭祀过程中,不管“三献”也好,“饮福受胙”也好,都离不开一种礼器,这就是爵。   爵,这个名称听起来十分雅致,有闻其名而知高贵的感觉。其实在《说文·鬯部》就有:“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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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礼器——簋                   孟继新  牛秋鹏 祭孔,也称祀孔,是为尊崇与怀念孔子而举行的仪式。孔庙祭祀分为释奠仪、月望行香仪、岁时常祭仪、告祭仪、祭中兴祖仪、皇帝亲祭大典、御遣官祭告等种类。释奠每年举行四次,规定在每季度的仲月,也就是二、五、八、十一月的上丁日举行,因此,也称“丁祭”。丁祭的程序最为复杂,所有参加祭祀的官员、族人、执事等等,均需在祭前三日开始沐浴斋戒。临祭之日,设钟鼓于杏坛,鼓三通后,祭仪正式开始。先由掌宰官瘗毛血迎神,由太祝、太史接神至殿内。衍圣公依次在孔子及四配神位前行初献,上香、奠帛、献爵、读祭文。然后行亚献、终献礼。再行饮福受胙礼,由太祝代表神向衍圣公赐福酒和胙肉。最后送神出殿,并将供馔送至瘗所瘗埋,把帛和祝文送到燎所焚烧。在衍圣公行献礼的同时,在十二哲、两庑、启圣殿、崇圣殿、家庙等处,都有分献官分别行献礼。月朔释菜仪,是一种简单的祭祀,每月初一在孔庙举行,人数不多,且只行一献礼。月望行香仪,是每月的十五,举行的祭祀,规模同月朔释菜仪一样。岁时常祭仪,又叫家祭,供物与释菜礼相同,行三献礼,每年元旦、正月十五、端阳、中秋、重阳、冬至、岁除共七次,在孔庙家庙和崇圣祠举行。告祭仪,指的是,凡衍圣公家中有事,则奉祝文告于家庙。皇帝亲至曲阜举行的祭孔大典,是最隆重,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种祭孔活动。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共有十二位皇帝,二十次亲临曲阜,对孔子顶礼膜拜,使曲阜这座东方圣城,更加令人瞩目,也使孔氏家族,增添了许多光彩。另外,还有一些御遣官员经常来祭孔。现在孔庙内保存了很多关于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祭文碑刻。在诸多类型的祭孔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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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逵泉刘岩  古时曲阜泉水众多,有的喷涌如注,有的汩汩深流,长年不息。大小、数量有多少?不得而知。据传,昔时个别泉头由于偶然间来势凶猛,人们铸造铁锅以封闭之,不知属实否。至清康熙年间仍有二十八处名泉显世。泉水滋润着这方古老的土地,不仅为她带来勃勃生机,历史上还注入了不少津津乐道的人文元素,在它们身边上演着一幕幕苍桑史剧。惜哉!近代泉水已经陆续停喷,不过有些泉头影像还能停留在曲阜人的记忆里。逵泉便是其中之一。逵泉,旧时百姓俗称大泉头,今人戏称“洗脸盆”,从称谓里可品味出其容貌的时过境迁。周时泉水便涌入小沂河,成为沂河的重要水源之一。逵,四通八达之意,此泉取“逵”之名,会意此泉水喷涌如注,可谓四通八达。此泉自古就有,原生态,若不是古人不时在它身边捣鼓出一点事来,难以名见史传。它是以怎样的方式进入人们眼帘的呢?《春秋·左传》里记载了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年),发生在鲁国为立君而产生派系之间的一段争斗故事。说的是鲁国庄公临终前,欲立他的儿子般为接班人,想征求一下叔牙、季友二兄弟的意见。今天的人们或许要问,在封建社会“父死子继”是天经地义的传统,这不很正常吗,想立就立呗,你的地盘你做主,你是领导你说了算,怎么还征得他人的同意?您有所不知,问题是庄公不但有好几个老婆,青春萌动时还有过婚前情人。想想吧,孩子自然不是一个,况且嫡出庶出古时很有讲究,谁继承君位得按规矩来,有权不能任性,名正才能言顺不是?宫廷的事向来很复杂,春秋时的鲁庄公当然也不例外。鲁庄公年少时邻家有一女,史书上称之“孟任”,深得他的爱慕,为了多看两眼,不惜在人家院外筑高台以便偷窥。后来答应人家明媒正娶,两人还割腕立誓,一幅信誓旦旦的样子,孟任就从了。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不小心,孟任生了个儿子,名“般”。后来,鲁公的他还是与齐国公主“哀姜”做了夫妻,“门当户对”在春秋时非常讲究与流行,别看孟任是率先抢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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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鲤墓彭庆涛  周敬鹏 位于孔子墓前东侧约10米处,有一座封土东西宽18米,南北长23米,高3米的大型坟冢,墓主便是孔子的儿子孔鲤,与孔子墓、自己儿子孔伋墓一并组成了“携子抱孙”之势,十分引人注目。该墓前立有前后两幢石碑,前碑正书“泗水侯墓”;后碑篆书“二世祖墓” ,为公元1244年,五十一代孙孔元措立。碑前有供案、拜台。孔鲤,字伯鱼,是孔子的独生子,尤为其疼爱,但先于孔子故去。关于孔鲤名字的由来,有着一段时代特色鲜明且有趣的故事。鲁昭公九年(前533年),孔子19岁,娶宋女亓官氏为妻。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那个时代由于人口的匮乏,生子添丁对于国家来说,是除战争和祭祀之外的国家大事,但凡为国君器重者,有后之时每每送其礼物以表庆贺。当时的鲁昭公看孔子是“以勇力闻于诸侯”的叔梁纥之后,又以知书达理而小有名气,因此派人送来鲤鱼贺喜。作为深受“周礼”影响的孔子倍感荣幸,所以给儿子取名为“鲤”,成人后取字曰:伯鱼。《左传》中谈到了五种取名的方法,其中最有影响的便是“用祥瑞的字眼来取名”和“用万物的名称来取名”,显然,孔子用的后者。从这一事情的本质上来看,一是说明了孔子20岁就已经受到鲁国国君的重视和礼遇;二是说明了孔子对君主的赏赐念念不忘,不但要求自己牢记君主的赏赐,也要求子孙褒扬君主的恩惠。同时也说明了孔子君臣有序思想的根深蒂固。由于孔鲤名字的缘故,曲阜一带孔子的后世子孙至今讳鲤鱼之称,称鲤鱼为“红鱼”。祭祖时也不用鲤鱼而用鲫鱼,在平时吃饭中一般也不会主动食用,如果被发现,那是大为的不敬不孝,会以封建宗法族规处之。即便是不得已而食用,也会事先声明此鱼乃红鱼。孔鲤早年自然师从于父亲孔子,但早期孔子对他的教育就像对自己的学生一样,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后来由于孔子长期忙于教学和社会活动而疏于家事,多年游历诸侯各国,期间由孔鲤在家侍奉母亲亓官氏,自觉地坚持读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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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长春”牌坊刘岩  彭庆涛 “万古长春”牌坊,位于孔林神道中段,建成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是曲阜著名地标式建筑之一,距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该坊为全石质结构,庑殿顶,六柱五间五楼,整体造型灵透俊秀。大型石坊在台基之上,两侧对称建有大型碑亭,与两边的古柏相映生成了一幅富有历史的沧桑、充斥着高贵华丽而又不失庄重稳妥的画面,美轮美奂。“万古长春”六柱五间的建制,历史上除皇家庙陵拥有外,曲阜是唯一,也是绝无仅有。同时期的北京昌平明十三陵神道牌坊也不过如此,也难怪,谁让它是圣人陵寝前的建筑呢!  牌坊,亦称牌楼,旧时全国各地随处可见,样式繁多,不一而足,作为我国古建形制之一,起始较早。就结构而言,远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由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构成的最简单最原始的“衡门”。《诗·陈风·衡门》就有“衡门之下,可以栖迟”的记载,那时仅仅作为陋室调侃的标志,并不具备后世那种炫耀的资本。而随着历史的进程,陋室衡门的建筑形式一个不小心有了质的飞跃,成为显赫的标志性建筑。如此,您可知道牌坊是如何一路向人们走来的吗?牌坊的肇因,滥觞于汉时的石阙。阙,原本是先秦时期宫廷前的标识性建筑,至汉时逐渐成为显示官爵、区别尊卑、崇尚礼仪的装饰性建筑(曲阜汉阙画像石可窥一斑)。正如汉代班固《白虎通义》所言:“阙者,别尊卑也。”颇时置于官衙府第或都城的主要建筑前的主要道路入口处,并兼收了先秦时期“谤木”纳谏的社会功能。因通体为石质构筑,故称之为石阙。到隋唐时期,城市化发展成为社会主流,商品贸易活跃,经济繁荣,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大都市。为了便于管理,城市中于是就有了大小约等的用于居住单位的“里坊制”,如同棋盘。里坊四周设墙,中间设十字街,每坊四面各开一门,晚上关闭坊门,相对独立封闭。由于历史上称谓的惯性,坊门称之为“阙门”,门上皆榜书坊名加以识别。如该坊里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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