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鲁国的分封与建国

日期: 2019-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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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鲁国的分封与建国

尚树志 彭庆涛

    

    1、鲁国分封

    商王朝时,周族仅是殷商统治下的一个邦国,末期,为殷西伯。周文王姬昌作首领时,他统治周部落势力逐渐强盛。文王死,次子姬发即位,是为武王。公元前104418日,周武王率兵会盟军于牧野。9日率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与殷商七十万军队大战于牧野。武王之弟姬旦(周公)也参加了此次战役,且是武王的得力助手。

 牧野一战,作为东方大国的殷王朝土崩瓦解,殷纣王身死而国亡,周王朝始立。这种角色转换之间的变化,使周人感到应该好好总结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因此,为了周王朝的长治久安而藩屏周室,遂按宗族血缘关系及异姓功臣、先贤与商汤的后裔,进行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史称“封建制”,也称“分封制”,即古汉语“封建”的原始含义。

 “封建制”在周朝时期是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在“封建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诸侯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後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袭。然而,这种分封绝非是随意进行的,而是有政治、战略等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要看他们与周王室的亲近程度,必须对受封者的可信性仔细衡量;另一方面,在一些战略要冲,必须集中力量,让值得信赖的受封者去驻守其地,这样方才真正起到拱卫周室的作用。

 起初,武王灭商之后,由周公倡导实施封建制度,大封皇族及功臣,如封太公望于齐、召公奭于燕等。另封商纣之子武庚于殷都朝歌,派叔鲜、叔度、叔处以监视武庚的行动,史称“三监”。武王殁,子诵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由周公旦辅政。“三监”看不惯周公旦辅政,而管叔鲜更怨恨周公旦比自己年岁小却执掌辅政大权,同时又受武庚的鼓动逐起了反叛之心。于是联合武庚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周公旦不得已平定此乱,武庚及管叔鲜被,蔡叔度被放,霍叔处被为庶民。

 周公姬旦原本封鲁地(今河南鲁山),恰时,武王殁,成王年幼,继而又发生了“三监之乱”。周公辅助成王而不就,由其长子伯禽代为就封。周公平叛三监之乱后,继而东征,把商奄旧地纳入周土,伯禽改封在“少昊之墟”曲阜。《史记·周本纪》“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恐有误。

 鲁国受封“少昊之墟”曲阜,是周王室考虑到此地是战略重地之故。这里离王都较远,又是殷商在东方的主要势力根据地。另外,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徐戎等部族当时还没有臣服周朝。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其附近的各部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中所谓“攻商盖”、“攻九夷”、“灭国者五十”都是指的这些地区。甚至伯禽被改封于“少昊之墟”曲阜后,“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伯禽平叛而作《费誓》。要很好地镇抚东方,把这里作为周室设立的堡垒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上述原因,周室便把周人强悍而可信的一支分封到了鲁国。当时,周公秉政当国,在平定了武庚和管蔡之乱(三监之乱)后,他考虑了镇抚异族、怀柔殷民、稳定政局、卫护周室等各种因素,分封了齐、鲁、卫等国作为镇抚各族的前沿据点。齐为太公的封国,位在鲁国东北;卫为康叔的封国,位于鲁国西北。太公不仅为周室姻戚,周初重臣,而且韬略满腹,是有名的功臣谋士;康叔为周公子弟,在文王妃太姒之子中,“唯周公、康叔为香睦也”。成王把周公长子伯禽封在齐、卫之间而偏南,的确也是把鲁国作为周室东方前哨对待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对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与卫国相同。鲁、卫两国受封时,分别分得殷民六族、殷民七族,两国都肩负着管理殷遗民之重任。由于周公无论在武王灭商还是辅助成王治理天下时,对周王室的建立和巩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功勋卓著。故鲁国受赐丰厚,疆土广袤,“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并特赐许鲁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

 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伯禽就鲁:始封于鲁而就者为伯禽,非周公,是周王朝始立的武王时期第一次分封。(二)再次分封:鲁国始封于河南鲁山,后迁至少昊之墟曲阜。是周公东征平息了东方叛乱之后,为成王时期再次分封。

 

 2、鲁国建国

 鲁国的建国与定都,古籍的记载互不统一。周王朝初期在向东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复杂斗争。武王死后不久便发生了武夷的叛乱,紧接着“淮夷、徐戎亦并兴反”。经过周公三年的东征,这些叛乱事件才被平定。随着西周势力的向东发展,这种斗争一直没有间断。故而鲁国的建国与定都,也必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西周的分封进行多次,第一次主要分封武王兄弟与功臣及先圣王子孙。周公姬旦有辅佐王室之重任,封而不就,政局平稳后,食采于周邑,故称“周公”。伯禽封鲁,故曰“鲁公”,《费誓》开篇即“公曰”。伯禽,姬姓,名禽,伯为周公旦长子排行之谓,鲁国的始祖。周公东征前,成王已劝说周公建立鲁国,伯禽在今河南鲁山一带成为鲁国国君。当时,今山东曲阜一带还为商奄国领地。周初实行分封,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开拓疆土,“以藩屏周”。封伯禽于鲁是希望他开拓封建,“为周室辅”。

 东征胜利后,周人控制了包括今曲阜在内的一些东方地区。《史记·周本纪》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虽然当时对这一地区统治尚不稳固,但毕竟残奄已毕,把其君主迁到薄姑。此时,周王室又考虑如何统治故奄旧地,于是成王决定让“鲁”东迁。城址的选择是周公卜定的,选定了泰山之南的少昊之墟后,伯禽才由鲁山迁往曲阜。鲁国在伯禽初封时期并没在少昊之墟大规模城都,鲁公室仅以“曲阜”为名。

 伯禽卒,其子考公酋继位,四年而亡,考公之弟姬熙及位为君,时不见籍载曲阜城作为。炀公为君后,其子沈子它作簋赞颂父亲“克渊克夷”的功绩(西周青铜器沈子簋)。“渊”乃为奄的通假字,有奄城之意,说明炀公时期,今曲阜一带反抗势力还没有真正归附。同时也说明炀公以前奄城与周鲁公室曲阜并存,这与史籍中鲁有周社亳社并立现象相吻合。史籍又载“炀公徙鲁”(《世本》)和“筑茅阙门”(《史记·鲁世家》)。后人不解“炀公徙鲁”之意,炀公在鲁,何谓徙鲁?此“鲁”仍实指原本属于鲁的奄城之地。

 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载:“(清人)龚景瀚谓:鲁都一为曲阜,一为奄城,古奄国都也。二城相距仅三里。曲阜在东而稍北,今山东曲阜县北三里之古城村。奄城在西而稍南,即今曲阜县治。初都曲阜,炀公迁奄城;春秋时又迁曲阜,尽在僖公时。”

 鲁国东迁之始,至奄城附近的少昊之墟设宫室“曲阜”,并没直接进入奄城。克渊之后,炀公遂将曲阜迁徙到奄城。“炀公徙鲁”,标志着鲁都始城,其周围地区基本稳定。随着对奄地殷民的安抚,社会矛盾逐渐减少,奄城与曲阜自然合二为一了。经过后世鲁公的不断修筑,周鲁都城逐渐完备。《诗·鲁颂·閟宫》载曰:“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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